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升高,导致金融市场风险不断集聚。债券市场是中国最主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债券利差又是衡量债券市场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从市场整体风险水平、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和公司融资约束等多方面加大了债券信用利差,从而增加债券市场的不稳定性。但目前大多学者都从传统金融角度出发研究两者的关系,忽视了投资者情绪在其中的传导机制。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其具有模糊性厌恶的特征,当经济政策不明确时,投资者会产生负面情绪,并把这种负面情绪转移到债券市场,要求更高的信用利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债券市场风险。并且,投资者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中性、低落、高涨）下,由于其不同的心理状态,面临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作出的反应也不同,进而不同情绪状态的投资者在其中起到的传导机制也会存在差异性。本文从行为金融学入手,探究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所起到的传导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不同状态的投资者情绪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变化时的反应差异,而导致的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传导作用的差异性,以期实现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研究意义。从宏观角度来看,以期有关部门通过监督媒体舆论,引导投资者情绪来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不利影响,并实现在不同情绪下的针对性监管;从微观角度来看,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使投资者意识到其不同情绪状态下的不同反应,尽量避免基于极端情绪下的不理性行为。本文以2016年1月至2021年9月深市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投资者情绪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三者的联系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和公司债券利差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投资者情绪是否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的中介变量存在。其次,考虑到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三者的关系可能发生改变,本文继续探究在不同的情绪（中性、低落、高涨）下,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起中介作用是否相同。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着中介作用,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引导投资者情绪来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作用。第二,在高中低三种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性。在低落和中性市场情绪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在其中发挥传导作用,而在高涨市场情绪下,投资者情绪在其中不发挥传导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在不同的情绪下,实现不同程度地引导,更有效地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