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正是这个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中，利益冲突增加，且冲突的形式逐渐升级。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现在基本上无人怀疑它是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且有组织、有族规、有家谱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宗族精英也应运而生，且作用愈显突出。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乡村社区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益关系不协调，农民负担过重。与此同时，乡村基层政权整合能力差，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使得村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1]农民的利益与权力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地解决，势必产生地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冲突。 由于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同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使得乡村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成为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转型和过渡时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即原有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2]处在这种序间状态的乡村社区，出现了代表国家的乡村社区党支部和半国家半社会乡村自治委员会的正式权力、以及代表乡村族民的宗族权力和乡村非治理精英权力，它们存在于乡村社区的公共权力场域。因此，地方权力在社会转型中形成冲突网络格局，乡村社会秩序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以赣西村为个案，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地方权力冲突进行分析，力图寻找乡村社区记忆与和谐秩序的建构。 2000年8月18日，赣西A和B村宗族对抗乡镇政府的“8·18”群体性冲突事件暴发，虽然国家对它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民间已经将它称之为“秋收暴动”，其性质自然明了。然而，事隔多年，国家和政府仍然不断派出工作组和调查组，专门驻扎此地，一方面，密切注视赣西村宗族的动态，另一方面做调查研究。令他们不解的两大问题是：第一，为什么“8·18”群体性冲突事件找不到发动者和组织者，难道是村民自发地和自觉地社会行动?第二，在此之前，赣西W村有一宗族精英王某(该村是一个几千人口的王姓大村)，通过在省城打工所获得的一本期刊，名为《尚方宝剑在手，农民兄弟牢牢抓住它》，这是一本国家和省市关于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内容的专集。王某如获至宝，于是通过自己的老板调了一大批，回村散发，不料被当地政府一一收购。问题是，在“8·18”群体性冲突事件中却没有W村人参与，这是为什么? 通过赣西宗族对抗乡镇政府的“8·18”群体性冲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利益冲突和地方正式权力行为失范造成的乡村认同权威结构失衡，形成地方权力冲突网络利益的不平衡。利益冲突是乡村社会群体性冲突的根源；而制度错位、利益分配不公、权力行为失范，都使地方权力膨胀并在体制外造就了一批农民利益代言人——非治理精英，这是“8·18”群体性冲突事件最为中坚的力量。宗族精英所做的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给乡村农民以知识信息，他们要求掌握话语权，要求乡村掌权的干部认真、准确地执行党和国家政策，当时最突出的政策是，不给乡村农民打白条。此外，乡村干部对农民的权力剥夺，如收缴宣传期刊、农民卖粮款不能兑现等，这都是权力与利益失范而产生的。可见，乡村秩序重建，乡村利益整合，权力资源调配，这都迫切需要对乡村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权力资源、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就是将具有冲突性的地方权力网络纳入到乡村民主自治体制的运行之中。[3]通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赣西村地方权力中，不仅存在着像“8·18”事件的显性权力冲突，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权力冲突、共公权力冲突、边缘权力冲突，以及乡村“两委”的同级权力冲突、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同类权力冲突。因此，我将“权力的冲突网络”作为论文的理论工具。通过赣西村地方权力网络结构的“麻雀解剖”，透视出地方权力运行的全景。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文献分析与脉络梳理，以期对地方权力运行实态进行全面考察，来说明地方秩序的建构。 由于宗族权力在“8·18”群体性冲突事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出要坚决打击或者彻底消灭宗族。但是，宗族有它发生、发展与自然消解的历史过程，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宗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正面功能，它一贯以尊重社会道德教育后代，注重人伦建设；宗族文化经过调整、改造，能够为现代文化所吸取；宗族权力对于维护乡村社区居民利益、民主权力、社会秩序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社会转型时期，由逐步恢复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组织网络”，进而到“权力的冲突网络”，再到“权力的和谐网络”。即形成这样一个发展轨迹：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组织网络—→权力的冲突网络—→权力的和谐网络。 值得继续关注的是，随着“民工潮”的产生、发展，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层在崛起，乡村宗族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导致乡村宗族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组织基础的丧失，它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权威在诞生。这种新权威通常是以乡村中的精英姿态出现，他们往往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大潮到来的时候，最早最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或做生意或办企业，在本地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的则是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经过多年历练，掌握一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成为外出打工者的领袖。他们正在由地方非正式权力代表向地方正式权力代表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