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陪读作为近几年涌现的新兴现象虽已引起大众普遍关注但尚未进入社会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立足于这一现象,选取了历史上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区域——江苏中部的泰兴市,对该地区农民陪读的状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了农民陪读的原因以及其中所凸现的问题,以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更理性的对待。　　陪读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在我国,古代有陪公子读书的书僮;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出国热的催生下有“陪读夫人”“陪读先生”和“陪读父母”;而现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为处于中等教育阶段的子女陪读的行列,这绝非偶然。　　本文认为,我国城乡二元、重点、非重点二元的中等教育分层制度激发了农民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决心;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孩子中心”正成为存在于大部分家庭的一种社会事实,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压力也随之加大;同时,农民作为社会资源占用量相对较少的利益阶层,其子女只能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这些成为农民陪读的制度性原因。另外,潜存于国民内心的“官本位”思想以及代际补偿观念与地区重视教育的传统相融合,构成了农民陪读的思想因素。最后,着眼于当今社会时代,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传染力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力让农民们对整个社会环境惶恐不安,伴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民有了余钱和余暇,从而为陪读提供了外在动力和经济支撑。　　通过对农民陪读生活的深入调查,笔者发现,农民在为子女陪读中忽视甚至放弃了家庭教育,而纯粹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考试升学为根本,以离开农村为目的,采取了较为极端的教育方式,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的社会化以及农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最后,本文认为,对于农民陪读这一现象本身而言,无法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进行直接评价,也不必随意指点江山、出谋划策,更不能采取强制性统一要求,而应立足现实,着眼于目前体制机制内深存的弊病,引导国民更新教育理念,采取科学教育方法,使教育向着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