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大的创新点是提出唐内政是决定唐罗朝贡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即“内外互动”。陈寅恪先生认为吐蕃问题是唐罗朝贡关系由亲到松的原因,他把唐罗朝贡关系置于唐朝整个边疆体系中考量,但是唐的边疆政策与朝贡政策都只是唐高宗考虑问题的一部分,笔者把唐罗朝贡的背景再拉大置于唐内政框架内。从理论角度,唐罗朝贡关系应受两国共同影响,但是国力的差距决定了新罗声音被忽视与唐高宗的权威地位。唐高宗作为唐朝皇帝,考虑问题定从国家大局与朝廷全局考虑,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对唐高宗而言,内政是第一位的,是国家对外朝贡活动的基础与最终目的。从这个逻辑,作者推出了“内外互动”的假设。仔细研究史实,发现朝贡果然随内政变化而变化。649年到654年,唐太宗的突然去世决定了唐在东北亚政策转为消极,在中罗朝贡关系这个层面就表现为一个降温的过程的出现;655年,唐出兵抗丽援罗,唐罗朝贡关系因此升温直至668年。这背后是唐朝国力的提高和唐高宗执政的顺利;668年,高丽灭亡,唐罗朝贡关系急转直下。唐朝出兵新罗无果,其东北亚政策再次转入消极,表面上看是西部边疆危机牵制,实是唐朝国力有亏内政不利无法支持两线作战。综上所述,内政是唐罗朝贡关系背后的根本原因。笔者阅读许多相关专著与论文,以往学者未充分重视这一点,故而本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