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其传导机制的复杂性和时滞效应的存在,因此必然需要中介目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作用的工具以判断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及调整力度。长期以来,货币供给量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监测、分析指标与对金融进行调控的中介目标,且在对经济与金融协调性研究上更多地关注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各类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直接融资规模逐年增加,社会融资格局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从银行信贷角度判断全社会的融资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需要的投资额与流动性规模已经不能全面和准确地判断与评估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以及金融业向实体经济供应资金的真实状况,上述问题的存在可能会误判经济形势和货币环境,从而使宏观政策制定出现偏差。中国人民银行适时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标志着社会融资总量这一全新研究视角已正式进入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操作的实践。基于此背景,本文从我国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及调控效果的影响展开研究,旨在分析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及实践意义,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6.0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包括相关分析、平稳性检验、回归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从定量分析角度验证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并对如何完善社会融资总量统计体系提出建议,从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