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史上的恢宏之作。后南宋朱熹依据《资治通鉴》改编而作《资治通鉴纲目》,创“纲目体”,对“通鉴学”的研究大有裨益。但两书又不尽相同。以此为线,本文就司马光与朱熹的诸多方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司马光受传统儒学影响,一生志在官场;而朱熹则发展儒学为新儒学,一生志在著书立说,普化教育。对于影响了宋一代的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秉持传统观念,主张保守政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朱熹以其自身经历以及其“义理”思想既不认同王安石变法也不赞成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两人又都欣赏王安石的为人。对于宋朝一直遭受的外族入侵问题,司马光秉持儒家的“中庸”思想,主张怀柔政策;而朱熹或因自身家庭或师承的缘故,面对比北宋更加严峻的边境问题,他坚决反对议和,是主战派的坚定分子,所以对司马光的观点自然是不赞成的。司马光与朱熹政治态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与新儒学思想的碰撞。司马光与朱熹在治史时都秉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坚持参校群书的治史方法。但两人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治史时也会有所不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内容以及思想上会有所偏向和筛选,而朱熹则主张直录历史,不加删改。司马光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坚持保守甚至是有些落后的历史观,而朱熹以“义理”贯穿着自己的史学思想,以“理”来解释历史。两人的史学代表作《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就集中呈现了两人不同的史学思想。两书在内容、体例以及正统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异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