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用货币单位(monetary metric)来衡量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并以此作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相应成为比较个人、国家发展程度和幸福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相关的公共政策也围绕此展开。尽管那些奠基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 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 preference 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 survey)来了解他们的快乐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　　 本文利用快乐经济学的思想研究了影响人们生活幸福指数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具体到本文中的研究对象是义务教育和医疗服务，并考察了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税费改革及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对于该满意度的影响。本文利用了2002年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并经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医疗服务，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与村集体在该项公共产品上的人均财政支出有着正向的关系。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人均财政投入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民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税费改革的进行虽然从长远角度有利于农民，但短期内税费改革的进行会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无论对小学或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还是对医疗服务都具有适用性。对于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也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民对于义务教育的满意度。　　 村委会直选制度的实施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负向的。已经实行了村委会直选制度的村庄，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往往低于那些没有实行直选制度的村庄。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次数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对于医疗服务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对于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来说，医疗点的性质对于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也存在显著影响。村集体开办及乡镇医院设立的分支机构服务的满意度要比个人医疗点服务的满意度高。另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也对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应大力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　　 考察模型中控制变量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在模型中的估计结果中并不显著。比如说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职业特征、性别、年龄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被调查者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年龄的平方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正向的影响。被调查的健康状况与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有正向的关系。考虑被调查者的家庭状况，家庭净资产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而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一般会对义务教育满意度产生正向的影响，家庭人均医疗支出会对医疗满意度产生负向的影响。　　 论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了快乐经济学的研究背景和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的原因。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在这章中分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快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历史；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特点，东西方学者对于社会公平的研究结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特点及财政政策和政治民主对其产生的影响。第三章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第四章对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第五章是本文研究得到的一些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