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一方面使得服务业集聚发展成为各国、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上升,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构建集聚区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那么,已具备一定集聚规模的服务业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实现协同集聚;生活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提供多样化和一站式的生活服务供给来降低地区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创新能力迸发、减少高素质劳动力外流并吸引创新人才流入间接促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投入要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其协同布局;而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有利于服务业集聚效应更大限度的发挥。本文在分析了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影响的理论机理后,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30个省份2003-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计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的区位熵值及其协同集聚度系数,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的集聚度都高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度,东部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但两大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集聚水平出现了小幅下降;在服务业内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的集聚度,而在中西部地区生活性服务业的集聚现象从2004年开始明显强于生产性服务业。从静态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度先下降之后开始逐渐上升,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度呈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在统计性描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影响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滞后一期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且东部地区的这一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同一时期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水平负相关;滞后一期和同一期生活性服务业集聚均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布局,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生活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小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滞后一期生活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布局,中西部地区两类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比较低,协同布局尚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综合考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活性服务业集聚及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布局的影响后,可以发现,考察年度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总体上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集聚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生活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但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布局的经济增长效应还没有显现;中西部地区由于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的集聚水平较低,二者的协同集聚还处于初级阶段、协同布局结构不够合理,产业间的适应性和协调性较差并未实现良性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最后,文章依据研究结论对各地区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既要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划提升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水平,更要注重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集聚及服务业内部协同布局的合理与有序;此外,还要优化地区内外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保障资源在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为二者的协同集聚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提供有利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