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起,对大历时期两大诗会的研究也开始渐渐引起学界注意,大历时期江南两大诗会中活跃的江南诗人群继大历十才子之后成为另一个研究点。本文主要是以大历时期江南诗人群中最为大型的两次诗会活动——浙东诗会和湖州诗会及其集会总集《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和《吴兴集》为研究主体,希望能在诗会特征、诗会创作以及两部诗会总集的考述过程中,管窥大历江南两大诗会活动在文学史上的多重意义。为此,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对大历时期江南两大诗会研究进行基本概述后,第一章就江南两大诗会形成于两浙地区的原因进行分析,一方面安史之乱前后湖越地区的经济地位以及其具有诗意传统的名山大川使崇尚漫游隐逸江南之风的文士聚集于此。另一方面,江南地方官诗人以文名及行政身份集结了大批文士的参与,加之诗僧群体的崛起及加入,从而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江南两大诗会。第二章从分析了江南两大诗会的特征。一方面,江南两大诗会成员的构成较为复杂,地方官诗人及其幕僚、诗僧以及隐士等社会身份全然不同的诗人都参与其中,在进行了集体的诗歌创作活动的同时,有社会关系的结交,也有精神信仰的关照。另一方面,两大诗会为文人提供了一个诗歌乐舞全方位的公共创作空间,创作形式的多样性、音乐舞蹈的介入,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诗歌创作“资谈笑、助谐谑”的作用。最后,第三章就大历时期江南两大诗会创作在文学史上意义进行了探讨,大历时期江南两大诗会中的联句诗创作,集中了审美、社交、娱乐诸多功能于一体,诗人们尝试了五言、六言、七言及一字至九字等多种句式,以及柏梁体、六朝体等联句形式。浙东诗会总集《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更是以“联唱”为标题,在诗史属第一次。证明了联句体始盛于大历,从而成为晚唐的流行诗体。而江南两大诗会在词史上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张志和的《渔歌子》更是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词。对于两大集会总集的考述,是大历时期江南两大诗会创作活动的研究基础。第四章基于前人的考证,从文献角度对收录了大历时期浙东、湖州诗会主要作品的两部集会总集《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吴兴集》进行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