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体育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为促进居民体育消费、促进全民健身向着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和健康需求,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本文以政府体育支出对居民健身锻炼消费的影响为主题进行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为体育发展规划、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文对“全民健身计划”“促进体育消费行动计划”等政策的实施效果辅以实证检验,研究政府体育支出的实际收效,在扩大消费、促进健身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其从规划上加强引领、做好顶层设计等方面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研究,笔者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政府体育支出的内涵和健身锻炼消费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在此之上结合经济学相关理论,阐明了政府体育支出对居民健身锻炼消费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从政府体育支出影响居民收入、消费心理、消费环境三个方面,进而影响居民健身锻炼消费的机制进行了具体阐释。通过对政府体育支出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政府体育支出规模整体上在逐渐扩大,支出结构上在体育设施、体育训练和运动项目管理上的投入较多,在群众体育、体育竞赛等方面的投入较少,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在实证分析部分,论文参考Bailey（1971）、Tsung-wu Ho（2001）构建了理论模型,因变量采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健身锻炼消费微观数据,自变量采用区县级政府年度决算公开报表中的体育支出数据,依据2016、2018这两年的数据,参考Cragg（1971）构建了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围绕政府体育支出对居民健身锻炼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当政府加大在体育方面的支出时,会有更多的居民参与健身锻炼消费中,但是居民在健身消费上的支出额度会有所下降;这种影响对不同地区的作用程度不同,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政府体育支出对居民健身锻炼消费参与决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没有显著影响。在健身锻炼消费的参与决策阶段,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收入较高、家庭藏书量多、受教育程度高、年龄大、拥有产权住房、在国有企业、其他类型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会\村居委会工作的居民,其参与健身锻炼消费的意愿较高,而家庭人数多、家庭有重大事件发生、收到政府补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居民,更少在健身锻炼中进行消费;在健身锻炼消费的消费决策阶段: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在乡村居住、年龄更大的居民,在健身锻炼的支出额更高,而收到政府补助、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其他类型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会\村居委会工作的居民健身锻炼消费的支出更低。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居民收入,从回归结果上看,不论地域和年度,其对于居民健身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十分稳定的,并且其影响系数较高,拉动效果也更加明显。针对地区和年度进行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的居民在健身锻炼消费中的支出更多,并且在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会\村居委会单位工作的居民,其参与消费的比例和额度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结合东北的自然条件和体育活动开展情况,说明东北地区对于冰雪产业的发展、居民对冰雪运动的普及是有所成效的;西部地区的居民是唯一受到住房产权因素影响的,拥有产权住房的居民会更愿意参与到健身锻炼消费中去,这说明西部地区居民只有在生活住房比较稳定、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选择参与健身锻炼消费;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家庭经历重大事件的时候,会对健身锻炼消费做出不同的反应决策:东部地区居民会提高消费,中部地区居民会降低消费,西部地区居民会有更多人参与到消费,东北地区没有显著差别;2016年接受了社会资助的家庭,会在健身锻炼中有更高的消费。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体育支出的作用,激活我国居民健身锻炼消费,释放体育产业活力,同时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加大政府财政对体育支出的投入、适当调整和优化政府体育支出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和促进体育产业优化结构发展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