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律师的约束越来越多,时有律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背景下,尤其是死磕派律师的出现,死磕现象引发广泛的关注的情形下,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正势必会引发律师群体的关注。当然修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司法权威和正常的法庭秩序,同时也保护司法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律师也在被保护之列。然而自《刑九》问世以来便备受法律人尤其是律师的关注,不少律师对《刑九》持保留甚至怀疑态度,因其37条对《刑法》第309条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正动因与近年来呈现的死磕派律师现象具有一定的联系,或者至少可以说37条对无底线的死磕和闹庭行为具有隐藏的针对性。这也是为何《刑法》第309条虽然规范了律师的执业行为,保护律师的人身安全,却触到了律师积聚已久的痛点,让辩护律师感到缺乏职业尊严、没有执业安全的原因所在。此时,增添了主观性比较强、可以让人解读出不同含义的“侮辱、诽谤、威胁”等要素,以及可以扩大解读的“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等内容,问题也就接踵而至。扰乱法庭秩序罪对律师执业权利和行为的立法规制主要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本罪名要当用则用,其次要防止滥用。本文结合《刑法》第309条和2016年5月1日实施的《人民法庭规则》等规定,通过文献研究、实证分析、历史考察、个案分析的方法,从扰乱法庭秩序罪对律师执业权利产生的影响、对律师执业行为立法规制存在的问题这两大角度进行探讨,以期为合理适用《刑法》第309条、保障律师权利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