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通过分析《侠义佳人》这一文本,论述女性“薄海民”阶层的萌生。根据瞿秋白的定义,“薄海民”指称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得益于晚清的政治危机,女性拥有新的身份,从“国民之母”到“女国民”,她们开始被纳入到社会结构中。同时,改造国民、国族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重整了社会伦理。接触新知后的她们,踏上被改造与自我改造的前程。她们的个体意识在朦胧中觉醒,从历史上无名的妇女过渡到国家政体中的个人。“薄海民”阶层萌生的可能性即源于此。但是,她们所实践的有限文明不被广泛接受,不仅遭到旧学人的指责,连新学界也排挤她们。第二章以《霣玉怨》为主例,论述女性“薄海民”的雏形。民国政府未兑现承诺,赋予女性参政权利。被政权拒之门外的女国民失去群体的支撑,她们的精神信仰出现崩塌,加之民初政权的混乱和儒学的溃散,个人开始从“群”的话语中突围出来。在都市的现代性体验下,新一代的后继者从被社会所编码的伦理道德体系中逃逸出来,个人化的情成为展现个体伦理和自我意识的强大武器。只是她们个性趋新,德性守旧,个人在传统的碾压下消亡。《情变》中的阿男是清末民初小说中另类的存在,她的自我意识极度高涨,缺乏传统伦理的束缚,最终被国家机器暴力镇压。第三章通过“五四”文本,勾勒女性“薄海民”的最终形成。在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纲常的讨伐和现代个人观念的宣传下,健全的个人形成。知识女性开始摆脱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生支点,与传统文化和人伦秩序保持疏离的关系。然而,新生的个人很快出现失落的危机,曾经的个性、理想在劳碌的婚姻生活中渐渐消磨。加之中国前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大多数的职业女性成为世人眼中的花瓶或异物。在寻找个人归属的道路上,幻灭的失落感与无可为的寂寞时常萦绕在她们心头。在寻而不得的过程中,她们被排挤到社会主流的边缘地;在被放逐与自我放逐中,她们处于流浪漂泊的状态,由此“薄海民”阶层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