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士人的重情是文学研究者首先提出来的。然而深入士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发现它并非只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持续数个世纪之久、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思想(玄学)上，他们宣扬人之性情本于自然，"称情而直往"合于自然之道,为情感解放张目；生活中他们标榜"我辈钟情"，不拘礼教，直露真情，养成谈玄、饮酒、服药的习尚，任情放达；他们还倾心于自然山水的美好，醉心于文史艺术，提倡"诗缘情而绮靡"，"为情造境"，促进了文学、艺术的长足发展。魏晋士人重情风尚的形成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士人的重情直接导源于汉末经学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礼法的破损，这是它出现的历史前提；其次，士族门阀的统治为士人重情乃至纵情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再次，魏晋玄学提倡性情自然，为业已产生的士人重情风尚寻求理论依据，推动了重情士风的进一步发展；第四，魏晋时局的变乱，更使士人身寓乱离而自伤多情。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魏晋重情士风，我们将之与两汉作了比较，发现两个时代的士风差异非常之大，而其中转捩的关键则在东汉后期。东汉经学礼教片面发展，虚妄荒诞，从而招致批判与反动，汉末出现了一股重生言情、反对名教的新士风；在此基础上，魏晋士人进一步越名教而任自然（性情），因此情与礼的矛盾成为魏晋士风中各种矛盾的焦点。本文特别对情礼关系作了探讨，通过对中国礼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追溯，阐述了礼缘人情的本质和情、礼递变的发展过程，力求对魏晋士人的重情风尚作出动态的考察与把握，进而突显其在中国礼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