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冲突性环境事件中的公众参与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作为体制性利益表达之重要管道的大众传媒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问题。公众参与是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以对话、协商、沟通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民主形式,同时也是有效避免或化解社会冲突与风险的利益协商机制。由于我国目前很多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尚缺乏制度化、常规化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参与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很大程度上均需依赖于大众传媒方能实现,这也就使传媒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即围绕北京六里屯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中的公众参与过程对此进行讨论。研究首先在历史场景中展开对两个案例中公众参与的微观过程的详细叙述；随后在此基础上对公众参与过程中的媒介近用状况及其对公众参与活动的现实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关注公众、专家、政府在风险博弈过程中是如何借助媒介争夺自己的话语权的。研究发现,不同案例中公众差异化的媒介近用状况对公众参与路径、方式的选择,以及参与目标设定均具有显著影响。在缺乏媒介支持的条件下,行动抗议常常成为参与者竞逐体制内权力的重要手段,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直接社会冲突的产生,凸显出有效利益协商机制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此外,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它们作为公众利益表达与协商的公共平台并非天然平等、开放、自由的,传统媒体并不必然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而新媒体对底层民众的传播赋权也不是凭借简单的技术上的开放性就能得以实现。要试图理解不同案例中公众媒介近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公众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就必须将它们置入一种拓展了的媒体-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就本研究所关注的垃圾焚烧风险决策的公众参与而言,其过程实际上是以公众、专家和政府为主体的三方,就垃圾焚烧风险问题展开博弈的过程。在公众参与的积极推动下,大众传媒不断建构出渐趋完整的风险真相,揭示出被官方和部分专家所遮蔽的垃圾焚烧风险,使政府对决策的反思与调整成为可能。这种传媒公共领域是在实践场景中得以建构的,透过对其话语的微观生产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转型社会下,国家权力结构的影响、利益集团的操纵、媒体体制的限定以及公众内部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等均对公共讨论与协商造成了深刻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公众参与所推动的不仅仅是特定决策的民主化,还同时在传播实践中创造出先于体制的自由表达空间,在与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建构起传媒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