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棻、傅振伦都是近代著名的方志学家,在推动近代方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是思想的大变革时期,这时的方志理论对明清的方志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了较多新的观点。李泰棻、傅振伦是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方志学家,他们的方志理论著作对当时产生了较大地影响。他们对方志理论的认识有相似,亦有不同。以李泰棻的《方志学》与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为依托,着力考察李泰棻与傅振伦思想的异同,希冀以此为切入点,在比较两人方志学的基础上探求民国方志的转型。个人生平和经历是影响方志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李泰棻、傅振伦的成长经历极为相似,他们都在年幼时都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都来到了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高校任教。在方志实践中,李泰棻曾任《绥远通志》总纂三年,傅振伦则主纂了《新河县志》。正是这些生平经历让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著述出一鸣惊人的方志理论著作。方志思想的异同体现了时代的特点与方志学家的方志主张。李泰棻、傅振伦对方志的定义、方志的来源、方志的功用、方志的宗旨等问题认识相似,而在方志的性质、方志体例、方志新增记述内容等方面观点不同。修志宗旨、方志内容、修志人员的组织与方志的修纂上的认识与时代的特征紧密相关,方志来源、性质、体例上的见解是李泰棻、傅振伦对方志理论的不同主张。李泰棻、傅振伦的方志思想在民国方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二人对传统方志理论进行了总结,将西方史学方法注入到方志的编修,借助现代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修志,在方志中增加了大量新事物,使民国时期的方志面貌焕然一新。二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脱节,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二人自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