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四次读经争议入手,通过分析各次读经争论中的话语,梳理出潜藏在读经争论后的原因。在梳理过程中,比较中国近代三次读经争论和当代读经争论的不同,找出读经真正重要的功能。由于中国近代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的有志之士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方式,读经教育也成为众多方式中的一种。读经教育也因此被工具化。在前三次的读经教育中,经书的神圣性被消解。鲁迅、胡适等人把经书视为一般的史书、诗歌集,而章太炎则从章学诚手中接过"六经皆史"的概念,把经书当成是一部具体的历史,从中考见国粹,从而加剧了对经学的深层次瓦解。当代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现代社会背景之中。信仰教育逐渐受到关注,读经与信仰教育之间再次发生关联。第四次读经教育的焦点不再呈现是否应该读经,而是应该怎样读经。本研究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为理论视角,对第四次读经教育进行梳理,分析读经教育为何能承载信仰教育的功能,以及读经教育中的哲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究竟有何不同,从而得出读经教育中的核心既不在文言阅读能力的训练,也不在历史文化的传承,而是在于通过读经教育来承担信仰教育的责任。教育史上曾经出现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以历史代宗教或以哲学代宗教的种种替代方案。本研究赞同以哲学代宗教的思路,而在中国语境中,哲学代宗教意味着以经学代宗教。这正是经学教育有必要复兴之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