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继海明威和福克纳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曾以《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全国图书奖，以《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1965年，他曾因《赫索格》获国际文学奖，也是获此奖的第一位美国人。1968年1月，法国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同年他还获得“犹太遗产奖”。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有关贝娄“犹太性”的研究为数不少，大致将其犹太性概括为“含蓄”或“隐晦”，这可能与贝娄曾声称自己不是“美国犹太作家”有关，贝娄拒绝被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反对按照种族将作家分类，提倡尽全力描绘全人类图景，表现普遍主题。然而细读贝娄的作品后，笔者发现，其“犹太性”绝非用“含蓄”二字就可以概括的，贝娄作品中尤其他的晚年作品中，有很多“犹太性”的直露表现，甚至通篇都在议论那些犹太人乃至全人类都一直关注的问题——大屠杀、反犹主义、犹太传统的保持等。这样仅将贝娄的“犹太性”概括为“含蓄”显然就不全面了。 本论文针对贝娄作品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将贝娄“犹太性”概括为两种倾向——内敛和外化，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含蓄和直露，即有些作品中，从大局来看，贝娄要表现的主题与“犹太”并无太大关联，他成功地超越了这一主题而致力于更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如爱情、生命、友谊等，在这些作品中“犹太性”隐匿了，可以用“内敛”概括；而在另一些作品中，情况正好相反，贝娄关注的焦点折回到犹太人身上，讨论起二战中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来，讨论起“反犹主义”来，这样“犹太性”的表现又变得“直露”了。当然，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并不是要将贝娄的作品一分为二，其实贝娄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两种倾向的糅合体，一部作品中可能两种倾向同时存在，主要是看哪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因此笔者在这里的划分，并不是对贝娄作品进行完全、绝对的切分，而是一种把握作品主导倾向的划分。同时，在本论文中，笔者还试图从犹太传统、贝娄的移民身份、贝娄作为作家的特殊使命感等方面挖掘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倾向同时存在的原因，发现这种现象的存在与这几方面都有很大关联。本论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索尔·贝娄的生平、创作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犹太性的界定、国内外对贝娄犹太性的研究现状等问题，指出贝娄的生平与其犹太性的表现之间的联系。这一部分主要是为下面的论述做好铺垫。 第二部分分两节论述索尔·贝娄“犹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指出贝娄犹太性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内敛和外化，并分别对其加以分析，在一些作品中，虽然犹太性表现得非常含蓄，但是经过仔细推敲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犹太”踪迹，论文对其中隐含的“犹太”踪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犹太性的表现是外化式的，论文对这些直露的表现进行了说明。最后，论文指出这并不是对贝娄作品的简单切分，而是把握作品主导倾向的一种划分，贝娄的大多数作品都体现为这两种倾向的交合，是这两种倾向的糅合体。 第三部分从贝娄的“世界化品性”和深重的民族记忆两方面来分析贝娄矛盾性的成因。一方面，贝娄反对被称为“美国犹太作家”，认为这是含义偏狭的标签，所以他很注意规避“犹太作家”的身份，并且，他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身上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就是要表现那些永恒的、活生生的伟大真理，这与其内敛倾向相符；另一方面，贝娄作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在其生命的初始阶段——章年，接受的是犹太式教育，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事实与犹太人的历史灾难同时存在，这也让贝娄无法忽视，他需要不时地站出来表露心声，畅所欲言，表现出来就是外化倾向。 总之，无论是贝娄本人还是其作品，都是复杂的矛盾集合体，之所以矛盾，是因为他承载的太多。贝娄既有犹太民族的血脉，又有美国式的渴望，既肩负着犹太人民的希冀，又担当着作为一个普通小说家的责任，既要不忘民族仇恨，又要在困难重重的现实中生存，这就是贝娄的矛盾，也是他作品中的矛盾。在理想中，我们可以渴求很多，然而现实和理想往往相去甚远，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也许这两种相反的倾向正是贝娄达到矛盾制衡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