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沿革和学术隆替表明文学语言的本质属性植根于“文学性”,而文学性并非单纯由文学手段的“陌生化”决定,更重要的是文本环境之间的对比与差异,从而使“主导”突显。主导被推置于显赫的地位,相对于周围文本的弱势,该主导即为“前景化”元素。同一个文本元素既可以因令人耳目一新而处于强势地位,也可以因为人习焉不察而处于弱势地位。一切都依文本环境而定。“前景化”优于“陌生化”的方面在于,“陌生化”强调某些文学手段的稳定性和其产生文学效果的持久性,而“前景化”则是一个相对开放和动态的概念,它更能有效地解释文学文本的“文学性”特征。因而用什克罗夫斯基提出的材料与程序的动态关系以代替传统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静态关系更符合“前景化”的诗学特性。翻译的概念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原因在于概念的模糊与混乱。形式逻辑的相关原理指导着人们对翻译概念的认识的深入。文学翻译的使命在于对原文“文学性”的开掘与表达,这亦是译者艺术创造力的综合展示。本雅明的“纯语言”概念对文学翻译有重大意义,也是“前景化”译学策略生发的触媒。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思想作为“前景化”翻译的实践原则和检验标准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艺术创造性至关重要。译者两重身份(读者与作者)的融合统一即由理解而欣赏而创造的过程。傅雷曾说:“人生有幻想和现实两个世界。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把幻想和现实融合得恰到好处亦是艺术,唯有彻底牺牲幻想的结果是一片空虚。”毁弃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能失落艺术本身,如果说一般语言因真而美,那么文学语言因美而真。从一般语言提升为高阶的文学语言即表现为由实境至幻境终达乎真境的过程,对应其三个阶段分别产生三种表达路向:分析推理、艺术综合、诗意表达。一般语言传达“认知”特性,翻译中采用名学价值取向,其哲学基础是逻辑学范式,达乎求实的境界,亦即是“思化”的探讨;文学语言传达“感知”特性,翻译中采用诗学价值取向,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范式,达乎审美的境界,亦便是“诗化”的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是两种价值取向的融合统一,是一种“思致化”探讨,恰如海德格尔倡导的“思的诗”的审美取向。其结果是摆脱日常语言的暴政和表征危机,对“压迫哲学”和“主人话语”进行反拨,抗击对文本“终极意义”的拜物教热潮,实现如荷尔德林所言——“人诗意地栖居”。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自身艺术创造力的开掘尤为重要。文学中的先锋语言——诗歌——的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富艺术魅力却又充满困惑的领域。美国诗人弗洛斯特(RobertFrost)说:“诗说一指二。”诗歌翻译是攀越雪峰之巅撷取那一朵孤傲的雪莲花,要求译者具备不畏艰难的勇气和出神入化的技艺。鉴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诗歌前景化的表达方式也各有不同。汉诗重在“味”,英诗重在“声”。因而,在汉诗英译方面着重表现汉诗的“味”,而英诗汉译则重在表现英诗的“声”。不可译性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因此可译性具有绝对性而不可译性则具相对性。因为人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大致相同。不可译性最终会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得以克服。　　“前景化”翻译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并正在产生重要贡献。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和欣赏即为其内核。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表现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艺术美的欣赏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对美的评判和解析。译者的诗学价值取向产生的结果即是对艺术美的追求与实现。译文的“感知”特性传达与形式偏离再现使原文中异质元素在译文中得到最完满的再现,读者充分享受到译文的艺术性和美学特质。价值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基座建立于“文学性”或语言的“新奇感”之上,只有充分展现原作的语言特点,原作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此即为译文价值实现的前提)。因而,译者作为创作者的价值因亦得以实现。否则,译者就丧失了译者的职责,也正是因为译作语言将原作语言中的异质特性传递过来才使译者的身份得到最终确证,译者才是完全意义上的译者,才是具备艺术修养的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价值二:异质文化的“天使化”而非“妖魔化”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领略异域风情,对读者当下视野的违背恰是对期待视野的满足,同时拓展了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激发了受众的艺术创造力。这是一种生产性、建设性力量,最终构建一种更趋完善的审美话语系统,提高了民族整体的审美感知指数,为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提供了平台。与此同时,本土文学的抗打压性获致提升,文学自信心得到锻炼。因为越是对异质文化的肯认与欣赏,越有力地证明了本土文化的抗异化能力与化异能力(化异意指与异质文化的融合,而非同化)。这样形成的合力共同作用于本民族文化,使之与国际接轨,具备国际视野,亦能为异域文化展示一个与其相异的窗口,促成多元文化的交感共振,互通有无,以期实现“世界文学”(歌德语)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