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君道》曰:“法者,治之端也。”顾名思义,法治是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有效治理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谋划法治,其中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证据是正义之基,刑事辩护中的辩护证据作为彰显正义、保障权利的证据集合,其收集与运用既体现防止冤假错案的价值取向,又蕴含着加强人权保障的司法要求。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强化对辩护证据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仅从证据的角度强化体现公平正义的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制度完善,而且还从程序的角度提出制度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而促进高质量的公正诉讼制度建立。本文以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为研究对象,聚焦辩护证据收集与运用过程中的突出制度问题,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以控辩平等理论、客观义务理论与证据裁判理论为支撑,并秉承域外考察与我国实际情况的比较研究、历史梳理与现实状况的纵横关联、制度特色与司法实践的有机结合展开研究讨论。本文正文由六章组成,其中第一章至第二章围绕基本概念、价值、制度关联、理论支撑等辩护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从总体上为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探寻现实必要性、理论正当性,主要内容为在解析辩护证据概念、价值、类型、制度概述的基础上,实现辩护证据与证据概念的适度扩展与理论基础的深度挖掘。论文第三章至第四章从公、检、法、辩护律师“四大诉讼主体”对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具体制度的实践现状,经研究发现:（1）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总体现状不容乐观、实践问题复杂多样。研究结果显示,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处于一种权利保障不到位、权力规制难触及的“边缘地带”。其中,对于具备辩护证据收集与运用权利的辩护律师存在权利弱化、重视不够的问题,对于公权力行使主体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则存在取证不全、关注不足、审查不力与采信障碍等问题。与此同时,基于当下我国证据分析理论的发展,笔者发现诉讼主体多存在对辩护证据分析技巧不足、方法欠缺的诸多问题。（2）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制度成因错综复杂。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涉及多个主体、多个制度的纵横交错,但归根结底可从如下两个角度予以分析:（1）从权利保障角度来看,与刑事辩护相关的权利保障制度尚待完善。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下,诉讼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差,这主要表现为刑事侦查制度与刑事辩护制度的兼容性不足,辩护权利行使的制度保障不够,辩护律师对辩护证据收集的权利基础——辩护权总体评价不高,且部分辩护权被弱化的风险较高,其中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质证权最为明显,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真正调查取证的案例少之又少,能够进行有效质证的也为数不多,这成为阻碍辩护律师收集与运用辩护证据的最大阻碍。（2）从权力制约角度来看,与刑事侦查制度、刑事证据审查制度有关的权力规制措施尚待完善。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开示理念缺乏,证据交流制度不健全,影响了辩护律师对辩护证据的掌握,也不利于司法人员对辩护证据审查判断的关注与重视。这主要表现为在具体的诉讼阶段中缺乏对辩护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具体规则、相关程序、立法规定的内容支撑,对公权力机关的部分行为制约不够。论文第五章至第六章围绕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制度优化主题,在借鉴域外发达国家的经验精髓、立足新时代中国实际问题基础上,提出制度优化整体性制度框架与阶段性实现路径的建议。（1）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制度优化之框架构想,以诉讼制度的改革趋势与诉讼理念的共性呈现为前提,对我国律师取证理念、证据开示理念与交叉询问理念进行诉讼理念的塑造,实现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和法庭质证制度的完善,强化从证据获取与运用的角度实现保障辩护权利制度完善的目标;（2）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制度优化之实现路径,以探索对公权力的适度规制为内容,以三大诉讼阶段为前提,对涉及到辩护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具体规则、相关程序、立法规定等进行系统完善,以此实现辩护证据收集与运用制度优化的路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