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了女性主义批评。它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从政治、文化延伸到文学层面的结果，不仅对男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评估和全新解读，更关注女性文学传统，探讨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创作的压抑以及女性作品中逐渐萌发出的女性意识。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三部作品《帕梅拉》、《傲慢与偏见》和《十九号房间》中所展现的家中天使的形象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女性未来的发展之路。塞缪尔·理查逊、简·奥斯汀和多丽丝·莱辛生活的时代前后相差两百多年，他们塑造的家中天使形象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女性依旧没有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束缚和压迫。男性作品《帕梅拉》中塑造的女性帕梅拉除了保住自己的贞洁之外绝对服从男主人，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已经具有斗争精神的萌芽，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简·奥斯汀思想上反抗男权社会的主旋律和遵守社会习俗的意识最终使伊丽莎白回归家中天使。在《十九号房间》中，苏珊虽然最终找到自我但却因再也无法生存在男权社会的压抑中而毅然选择自杀。通过对这三部作品进行比较，不难看出，虽然社会在发展，意识在改变，但女性若想从传统的形象中破茧而出成为新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女性作家通过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揭示出女性的文学形象和其社会地位的改变还需要不断的探索。作为新女性应该具有公平的自主选择权以及同样被赋予追求自身价值的权利而不是处处受制于男性和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