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学界和业界更多地以“侵权”作为研究隐性采访的着眼点，而甚少关注隐性采访背后隐藏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隐性采访是个实践和运用问题，不如说它更是一个新形势下的新的理论问题。隐性采访何以可能?其理论渊源何在?这种近年来颇受新闻界青睐的采访方式，在法治化进程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规范这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方式?对隐性采访的研究也到了应该从具体的法律侵权的层面转向评估其法治成本的时候了。能否充分认识和勇敢面对隐性采访所付出的法治成本，至少牵涉到三方面大的宏观的问题：中国传媒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传媒人应该肩负怎样的历史责任?中国传媒的管理应如何与时俱进?本文认为，在法理上，隐性采访源于表达自由。从人权角度来看，新闻自由则是其存在的基石；从民主权利角度看，公众知情权是其存在的动力；从社会功能角度看，舆论监督则是其重要使命。隐性采访在当代中国的兴盛，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伴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化，新闻从业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民众的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加强，这种颇具中国式“微服私访”文化色彩的采访方式有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它是媒介摆脱常规化采访的局限，在符合新闻体制前提下实现新闻从业者表达意图的一种尝试，其中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现实主义的考虑。把隐性采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要付出的成本主要有：宣传政策要在国家规范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要有所缩减；要牺牲新闻从业者的许多原有的权力和自由；在一定时间内影响新闻机构的办事效率，增加新闻机构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妨碍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或发展。法治作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投入。理论上，传媒与各种具体法律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它与法治发展关系的一部分。任何事物都会有利有弊，隐性采访的实践运用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肯定要迫使人们做出一些牺牲，付出一些代价，有时甚至是重大的牺牲或代价，但是隐性采访到底让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运用隐性采访的收益与其成本相较到底如何?学界与业界对此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本文认为，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隐性采访需要付出的成本有两种：显性成本或曰有形成本，隐性成本或曰无形成本。前者主要是指隐性采访在实施中与具体的法律之间发生的侵权关系，与私法(如名誉权、隐私权)、与公法(如泄露国家机密、与司法权)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可计量的；后者则是把隐性采访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考量其所带来的对法律信仰的缺失。隐性采访在实践中有意无意对法律信仰的摒弃，这种损害虽然是无形的，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调整，无法用物质来计量，但影响却远比有形的损害更利害，所付出的代价更巨大。考查法治成本与隐性采访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人们过高地估计隐性采访带来的好处，看不到新闻界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将其视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新闻采集方式，那么，在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就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退回到以“青天”自居的“媒介正义”的人治道路上去；在另一方面，如果只看到隐性采访带来的种种弊端，而提议在中国禁止隐性采访的使用，以便能使新闻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不必重复一些国家走过的“先放开，再限制，最后禁止”的道路，显然也并不适合今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从隐性采访所带来的法治成本看，其收益和成本的关系并不平衡，在新闻实践中要谨慎实施。因为缺少法律的明确规范，隐性采访的法律地位始终模糊不清。从监管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加快对新闻的立法，使隐性采访的地位、内容、手段得以明确规定迫在眉睫。本文认为，在理论上，《新闻法》、《舆论监督法》、《信息公开法》都可以起到规范隐性采访的作用。同时，媒体的自律也是规范隐性采访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