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政治博弈与动荡的社会,导致西晋官僚、士人出行频繁,从而催生了大量祖道宴集;纵欲享乐的社会风气致使西晋士人广开宴会,这些宴会不仅滋养了数量繁多的西晋宴饮诗,而且使得这一时期的宴饮诗有着突出的特点。从文学功能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西晋宴饮诗承袭着先秦、汉魏以来的宴饮诗的娱乐精神,有着娱乐主宾和娱己遣兴的娱乐功能;另一方面西晋诗人在发挥宴饮诗交际功能时,带着逞才使气和追名逐利的心态,又为其诗增添了浓厚的功利性色彩。于是,这一时期的宴饮诗展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风貌:饮宴场景、诗人怀抱不再是诗人表现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祖述西晋历史、夸赞宴会主人宾客的言辞,这些内容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这样的创作心态,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了西晋宴饮诗的艺术倾向上,西晋诗人采用四言诗体裁,使诗歌更为典雅平正;仿制《诗经》雅颂的宏大体制使得其诗更为庄重肃穆,并以此迎合当权者所倡导的儒学风气。不仅如此,繁密的用典与繁复的描写,也更为逞才使气的诗人所喜爱。这种过度追逐诗歌艺术形式的做法,往往使得其诗文繁而意少,多为后人所诟病,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技巧的进步。本文即从诗歌文学功能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西晋宴饮诗繁荣的原因,其内容的娱乐性与功利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旨在对西晋宴饮诗有更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