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许多制造业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拥有庞大市场、稳定政局以及相对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成为许多外商投资的首选。受美国经济低迷、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中国成为资本逐利以及避险的主要选择。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同比增长27.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75.6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7.9%,利用外资创历史新高,由此FDI对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相对于其他行业,农产品加工业兼具了农业和制造业的双重身份,关系着国计民生,部分学者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业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发展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示范和模仿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对我国产生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的发展;但是另一些研究则认为FDI在我国更多表现为竞争效应中的“市场偷窃”,挤占了我国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我国涉农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阻碍了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发展。面对FDI技术溢出结果的巨大差异,一些学者提出了“门槛效应”的概念,即达到门槛要求才能从外资中获得技术溢出。本文从省际角度出发,提出科学问题: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是否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这种溢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不同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溢出效应是否相同?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是否具有产业独特性,与其他产业是否存在不同?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2008-2016年面板数据,借鉴Coe-Helpman的技术溢出理论,进一步利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分析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及其门槛效应,并用集对分析法对多门槛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发展关系的最终结论。最后将农产品加工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与同属于国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的高技术产业的门槛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独特性。由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并得出相应结论:第一,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及门槛效应分析。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水平,并分析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其次,引入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落后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会抑制当地企业的技术发展,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尚未达到使农产品加工业FDI产生正向技术溢出的水平;而较低的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水平、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均教育投入,能够促使FDI对农产品加工业产生技术溢出;较高的对外开放度,过度的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本投入反而会使FDI阻碍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发展,FDI对其技术发展存在负效应。在不同门槛指标下,农产品加工业FDI对同一地区农产业加工业技术发展的影响不同,差异较大,甚至存在矛盾。第二,技术溢出多门槛指标的集对分析。对不同门槛指标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结果进行集对分析,综合考虑多门槛指标的不同影响,发现农产品加工业FDI与我国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发展是微弱反势的关系,与中部地区的关系则是较强同势,西部地区则是很强反势的关系。东部地区由于外资的挤出效应和技术溢出空间的缩小,农产品加工业FDI对当地技术发展有微弱的阻碍;而中部地区对先进技术具有一定的模仿学习能力,在自身研发资本不足,技术溢出空间较大的情况下,农产品加工业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发展有较强的正面影响。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其技术发展有很强的阻碍关系,这主要是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不高,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各项指标达不到门槛要求造成的。第三,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的产业独特性。高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同属于十三五规划中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产业,将高技术产业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与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对比,发现高技术产业在低于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投入门槛时,FDI表现出正向的技术溢出,高于门槛则是不显著的,这与农产品加工业相反;而考虑到对外开放门槛,低于门槛时高技术产业FDI表现出对技术的负效应,高于门槛则是正效应,这与农产品加工业也不相同,并且高技术产业不存在自身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在对高技术产业FDI进行多门槛集对分析后发现,高技术产业FDI与我国三大经济区技术发展都是同势关系,只是东部地区是微弱同势,而中部和西部是很强同势,这也与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分析结论不同。本文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特别是针对不同省市、不同地区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就如何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是否应该引进外资,以及如何更加合理的引进外资提出一些建议,为促进自身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从而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