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描述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19世纪晚期到1927年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记录了记者群体从最初的人微言轻、处于社会边缘到后来被视为无冕之王，占据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发展轨迹，同时揭示记者职业理念、职业人格、职业规范的内在建构过程，对记者的生活和职业状况以及精神状态作一个整体描述和社会学的考察。全文分七章。　　《导言》阐明“记者”一词的定义，并从传播学、社会学、新闻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述记者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从史论结合角度回顾现代记者发展历程，为全文树立一个价值坐标，确定了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范围。本部分还考察了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和面临的困难，确定了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论文构想，并对记者发展历程作了一个简要分期。　　《第一章早期记者的诞生》本章描述从19世纪晚期到1895年现代记者萌生的具体情况，分析了早期记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指出清代人口远超前代，同时科举功名名额没有相应增加，迫使失意士子另谋他就。在西方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裂变，通商口岸出现，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租界的兴起，为报馆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市场和空间，也为科场失意士子提供了不同于前代的生活方式和就业机会。中国新闻记者萌生了。论文对早期记者的职业状况作了分析，记述了早期记者职业发展的一般情形，重点论述了他们的职业待遇、工作环境、职业规范、与报馆关系、署名问题。最后对当时重要的报人作了逐一介绍，并列表从籍贯、家庭出身、功名和教育背景、从业年龄、从事新闻工作前的职业背景、离开报馆后职业去向等几个方面对对比较重要的报人作了一个社会学分析，以了解早期记者的基本职业和生活状况。　　《第二章早期记者的精神状况》描述了早期记者诗酒交游、寄情山水、纵情声色的生活方式，指出早期记者多由传统文人脱胎而来，具有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痕迹。同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属于行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边缘人，由此造成了他们内心深重的精神危机，主要表现在受传统观念影响，视报业为贱业，对职业产生认同危机;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具有浓重的科举情结;面临西方文化冲击时内心产生焦灼与煎熬，产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危机。他们的职业身份使他们先验的要求新闻自由，要求提高记者社会地位，并以自己的手中的媒体为资源，传播自由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中国社会最早的自由知识分子。作为言论知识分子和信息提供者，早期记者公开对社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西方世界较为开放的态度，鼓吹社会变革，具有比较先进的民本思想和法制观念，对时代进步大势较为敏感，对传统价值观念持批判态度，凡此种种，都对传统社会形成冲击，构成了晚清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　　《第三章维新派记者走上历史舞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经此奇耻，以康有为为首的士绅知识分子产生变法要求，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将办报视为宣传维新变法之利器，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报刊，涌现了梁启超、汪康年、康广仁、谭嗣同等一批以政论闻名的评论记者。随着这批政治菁英的加入，记者地位大大提高，影响遍及全国，读者人数增多，层次上有所提高。记者开始成为社会中一股引人注目的舆论力量。根据记者政治立场与职业状况，论文对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记者作了一个粗略的分类，重点分析了维新派和同情维新的记者以及在商业报刊中工作的记者。论文对记者普遍的职业状况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分析，重点论述了他们的工作情形、职业待遇、职业心态、报馆一般环境和组织结构，并和萌芽期记者作对比，分析了他们对科举、西学的态度，和政治的关系。这一时期记者是无冕之王的提法也出现了。作为身份策略，该提法大大提高了记者的职业地位。作为身份想象，它以后吸引了无数后来者投身记者职业。维新派记者对后代记者影响最大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开启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确立了中国记者文人论政的传统。　　《第四章革命派记者崭露头角》资产阶级革命派崛起后，以办报为政治活动的先导，在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办了一系列革命报刊，涌现了于右任、章太炎、章士钊等革命派记者。论文列表对当时比较重要的革命派记者的职业和教育背景、籍贯、投身革命报业时间、报业方面的从业经历、一生主要职业和成就等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批革命派记者多有留日经历，籍贯集中在江浙、两湖、广东、上海，与革命政党关系密切，为了达到革命目的，甚至不惜违背新闻真实性，发布假新闻，发表极端言论。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助革命，从长远看损害了记者的职业信誉。记者的职业生涯和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也不利于记者独立职业人格的发展。一部分记者意识到了这点，开始有意识的和政治保持距离。　　《第五章民初采访记者的崛起》民国建立后，记者迎来了职业的黄金时期。不久，袁世凯窃国篡权，大肆迫害记者。记者的论政传统被迫中断，采访记者受到空前重视，崛起了一批以采写新闻而闻名的记者。本章对黄远生、邵飘萍等著名采访记者逐一评述。在军阀政治、经济势力的侵蚀下，记者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大部分记者被卷入了政党斗争，身不由己的随政治沉浮，有时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一部分记者左右摇摆，一部分走向了激进和革命，一部分为官僚政客收买，走向了堕落。同时，在上海等地，另有一部分记者坚守职业的独立，对政治保持距离，采取中立的立场。和前代记者进行对比，这一时期的记者对职业的忠诚度、对自身职业的自觉和职业人格的认识等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对自己的职业和命运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反省，并将其和社会环境、制度结合起来。记者的职业和人格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六章五四:群星闪耀的时代》五四时期，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接过维新派记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以报刊为基地，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其贡献主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批判，解放了人民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命题。五四记者群体多在大学任教或就学，办刊为业余工作，多有留学背景。本章并以当时最有影响的两份杂志《新青年》和《新潮》为例，分析两个刊物成员的教育和学术背景、职业身份、此后主要活动领域和职务，对五四记者群体以后的分化、道路和命运作了一个社会学的分析，并通过实例指出，追求新闻自由、言论独立和思想启蒙始终是五四记者群体的职业基调。　　《第七章向专业化记者发展》20年代，报刊日益市场化，商业报刊得到很大发展，经济上开始独立，记者经济收入也有所增加。新闻业的市场化趋势和记者职业化的内在要求相应，逐渐改变了记者的社会角色。五四时期记者身为启蒙者和社会先锋的角色色彩削弱，新闻专业主义进一步发展。记者逐渐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同时也感受到在这一职责背后所有在的义务，开始向专业化记者方向发展。以后的报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探讨如何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自己的职业人格的建设。记者群体意识得到强化，新闻记者结社活动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一批新闻学术团体和同业团体。同业团体成员由报馆为单位发展到以记者个人为单位，积极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争取新闻自由，推动与国际新闻界交流，记者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926年奉系军阀进京，对新闻记者大挥屠刀，林白水、邵飘萍先后被杀，成舍我被捕，记者在白色恐怖中，噤若寒蝉，新闻业一片黑暗。在这时，一批职业报人如张季鸾等开始了独立办报的尝试，为新闻界带来了微弱的希望。　　《结语》对中国记者群体从19世纪晚期诞生到1927年初步崛起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总结和回顾，并将它和西方记者职业发展历程作了对比，以揭示出中国记者发展过程的特征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