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不断加高,非金融企业部门不断加高的杠杆率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经济稳定发展。因此,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成为当前中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有效化解非金融企业部门存在的杠杆风险,政府制定了以“去杠杆”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然而,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只有抓住造成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的主要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杠杆问题。造成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加高的原因众多,但财政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自中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制度以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对经济体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在2008年,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帮助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政府实施了四万亿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然而,由四万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以四万亿为核心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拉高了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尤其是产业链上游行业的杠杆率水平。这是因为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以投资建设性支出为主。随着政府投资建设性支出的增加,政府对产业链上游行业的产品需求将会显著增加。随着产品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产业链上游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和投资需求都会迅速提高,这就会造成产业链上游行业的信贷需求增加,从而容易加高其杠杆率水平。结合中国当前的杠杆分布可知,当前中国的高杠杆也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上游行业。因此,研究财政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影响对于厘清高杠杆的原因至关重要。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改革、利用财政政策,进而实现去杠杆的目标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试图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出发,研究财政政策对非金融企业部门尤其是产业链上游行业杠杆率的影响,为财政政策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寻找微观机理。并在对传统财政政策实施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并为中国的去杠杆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依据。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是对本文研究主题“财政政策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性阐述;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本文从高杠杆对宏观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造成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的原因,高杠杆的结构性分布以及去杠杆的政策措施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分析;第三部分是财政政策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影响的特征事实分析。本文梳理了 1993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脉络,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演变的结构性特征,并就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上游行业的杠杆率进行经验事实分析;第四部分从需求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产业链上游行业杠杆率的直接影响。本文在该部分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密集度差异、纵向产业关联以及有限竞争金融市场为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就政府投资建设性支出如何在需求侧对产业链上游行业杠杆率产生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特征事实分析;第五部分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财政政策如何间接的通过供给侧来影响产业链上游行业的杠杆率。本文在该部分将企业的市场进入纳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分析了财政政策的需求拉动不仅提高了上游行业的利润率,而且造成上游行业大规模的市场进入,从供给侧进一步拉高了上游行业的杠杆率水平;第六部分从价格自循环效应出发,研究了在价格自循环效应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对产业链上游行业杠杆率所产生的放大影响。本文在该部分将投入产出网络纳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中,就价格自循环产生的放大效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七部分研究了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如何实施政策改革。本部分从财政支出内部的结构调整,如何调整产业政策弱化财政政策对产业链上游行业杠杆率的不利影响,以及如何实施杠杆转移提高财政政策的政策操作空间等多角度,探讨了如何在去杠杆的背景下更好的实施财政政策;最后第八部分是本文的政策建议部分。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研究结论,并基于此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观点:第一,政府投资建设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先大幅下降,后微量上升;政府保障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表现为温和上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高,而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低,且民营企业投资需求不振。提高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能够促进民营企业投资需求增加,并带动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高,但不会造成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大幅增长。而且,产能利用率的上涨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杠杆利用率,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此,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要在控制、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水平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以保障性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扩张政策。第二,由于政府财政政策在市场需求端的刺激,导致产业链上游行业产品价格和利润率提高的同时,也使得产业链上游行业的供给产生巨大的产出缺口。为了抑制价格上涨,缩小上游行业产生的产出缺口,政府会放松对上游行业的进入管制。在高需求、高价格、高利润率的吸引下,产业链上游会发生“潮涌式”的市场进入现象。供给侧出现的“潮涌式”市场进入加大了上游行业的信贷需求。而且,在高利润率的刺激下,商业银行也更倾向于为产业链上游行业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这便会进一步从供给侧加高了产业链上游行业的杠杆率水平。因此,政府财政政策会间接的通过供给侧来影响上游行业的杠杆率。更重要的是,由财政政策引致供给侧出现的“潮涌式”市场进入还往往容易导致上游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从而降低上游行业的利润率水平。在此之后,产业链上游行业更倾向于借新债还旧债,从而使产业链上游行业面临被动加杠杆的局面。第三,上下游行业都存在一定的“价格自循环”效应,即价格更多的在上游行业或下游行业内部传导,而较少的沿着产业链进行纵向传导,而且,“价格自循环”效应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价格自循环”效应越强,行业的整体价格波动就会脱离产业链而变得越加敏感。整体而言,“价格自循环”效应在上游行业体现的更为明显。与下游行业相比,上游行业存还存在较高的市场势力。因此,在“价格自循环”效应和异质性市场势力的共同作用下,财政政策的刺激会对上游行业的价格产生更大的影响,造成上游行业价格水平的更大波动。同时,价格的更大波动也会引致产业链上游行业的资本回报率、投资和信贷规模以及杠杆率水平产生更大的波动,从而放大了财政政策对上游行业杠杆率的影响。第四,在去杠杆的背景下,政府还应该适当的调整产业链上游行业的市场结构,降低上游行业的市场进入壁垒,保持上游行业的供给弹性。只有这样,财政政策刺激才不会对上游行业的价格、资本回报率、利润率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资本回报率、利润率则是影响杠杆率的重要因素。如果上游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利润率不出现大幅变动,那么即使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上游行业的杠杆率水平也不会出较大变动。此外,在当前上游行业杠杆率水平较高的背景下,传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因此,政府也应当将杠杆进行适度的转移,从而提高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