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它不仅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等的消极因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均衡抑或发展水平不高的结果。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和地区都采取诸多措施来推进贫困治理,藉此希望改善本国、本地区民众的生活福祉,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中国也不例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长期的反贫困斗争,从最初的以单纯发展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为主的治贫策略,到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并重的反贫困路径,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反对贫困的不懈努力,并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绩。中国也即将达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入“后贫困时代”。在此背景下,继续加强和深化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对于完善关于贫困治理的学术研究和推进贫困治理实践,都具有重要价值。福利多元主义是西方学者在反思和检讨“福利国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论思潮,它主要强调改变传统的单一国家主体承担福利供给责任,代之由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共同供给和传输福利,通过分散权力和责任、多元协作和政策创新等方式实现社会福利由“政府产物”向“全社会产品”的转变。福利多元主义产生以后,逐步应用于指导和分析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实践。因此,该理论的出现不仅增加了社会科学知识总量,还对公共事务实践起到了良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而贫困作为一种匮乏状态,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人们所拥有、所能获得的福利总量和水平的不足与低下。从该角度而言,贫困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运用多元主义的政策工具和技术路径来增加贫困群体（个体）和社会整体福利的过程,其目标就是通过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和传输增加和提升贫困人群的福利总量和水平,进而改善生活的贫困状况。如此,福利多元主义和贫困治理就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理论分析的契合性。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并非是要否定我国已有的贫困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和治贫实践成就,换言之,文章并非是要将中国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仅仅视为福利供给不足,将近年来各方面为消除“绝对贫困”状况所做的全方位的艰苦努力仅仅视为增加福利供给,而是尝试运用一种差异的视角对中国农村治贫实践进行研究和探讨。截至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针对贫困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减贫、脱贫进程。就理论层面而言,现有研究主要是运用（包括但不限于）发展视角、组织视角、制度视角、文化视角和治理视角等诸多视角解释中国扶贫问题,探索脱贫致富路径。从实践层面来看,新中国在漫长的扶贫实践历程中,已经发展出了诸如“十大脱贫攻坚工程”、“扶贫驻村工作队和扶贫第一书记”、“东西部地区协作式扶贫”、“内部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扶贫绩效评估”、“快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以及“拓展、搭建服务于非政府主体参与扶贫的通道和平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举措,这些举措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保障中国减贫绩效的主要战略、制度和政策体系。因此,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故事,文章在理性认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局限,并充分借鉴、吸收现有贫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概念内涵、价值取向、体制环境、主体结构和分析维度等多个层面的本土化修正。这不仅有助于从一种更加宽泛的角度认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突破狭义的“福利脱贫”概念,把多元主体供给和传输的、有利于贫困群体和个人脱贫致富的各类物品和资源纳入福利范畴,还能够进一步增强理论模型与现实议题的契合性,使生长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尽可能地契合中国具体情境。如此,才能够在中国宏观扶贫战略和治贫政策背景之下,为中国农村治贫实践及其治理路径提供提供另一种研究视角。在相关的理论框架之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当下的贫困状况及其福利多元主义成因,继而回顾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历程。根据各个阶段的扶贫理念和扶贫政策差异,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分为国家为主导的制度扶贫、针对区域性贫困的开发扶贫以及瞄准个体性贫困的精准扶贫等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治贫政策背景、治贫政策特征和政策成效等内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安徽省的治贫实践,从治贫福利供给、治贫福利筹资和治贫福利政策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在治贫福利供给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福利供给存在着多元多样的特征,即治贫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和治贫福利供给方式多样化。研究认为,在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格局中,政府主导具有内在的生成逻辑,它可以从组织、制度、政策、人力、资金和举措创新等角度供给贫困治理福利;以企业作为主要外化形式的市场是治贫福利供给的能动性角色,它是中国农村治贫治贫福利供给的活力源泉,可通过过程参与、要素参与、输出成果参与和自身能力建设等方式供给和传输治贫福利;以自愿部门作为主要外化形式的社会主体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强大支撑力量,它可通过物资筹集、技术和服务支持、贡献协调和中介力量以及提升村民整体自治能力等方式来推进治贫福利供给和传输;以集体、家庭、亲友和个人作为主要内容的非正式部门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有效补充力量,他们可通过资金和资源筹集、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服务以及治贫项目参与等方式供给和传输农村治贫福利。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指出了治贫福利供给和传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治贫福利筹资方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福利筹资呈现广泛和可持续的特征,即资金筹集渠道日益广泛、资金筹集机制日臻完善以及治贫资金总量日益庞大,治贫筹资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文章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福利资金筹集渠道主要有财政扶贫资金、行业扶贫资金、金融信贷扶贫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等四种类型,每种类型资金在治贫资金总量中所占比重相异,并分别具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和用途。中国目前在治贫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有效的机制,这对提升治贫资金效益,促进治贫福利增加具有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也发现,中国农村治贫福利筹资在分配、管理、使用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因而需要进一步从优化治贫资金结构、创新贫困治理资金筹集模式和变革扶贫资金管理机构等方面着手改善。贫困治理政策创新对于推动贫困治理实践、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政策存在着协同创新的特征,具体体现为贫困治理政策主体的多元化、治贫政策过程的协作化以及治贫政策工具的复合化。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政策的协同创新能够有效地增加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福利。然而,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也存在着主体协同性相对不足、政策内容不够精细和政策前瞻性不足等缺陷,需要从谋划“相对贫困阶段”的治贫战略、构建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的联动机制、提升和强化贫困治理政策内容的针对性及精细度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如此才能更好地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政策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