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人苏天爵编撰的一部重要传记体著作,收录了元朝肇定之初47位重要的名臣的传记,其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至今为学界公认。本文立足于编撰者苏天爵特殊的人生经历、重要的官员、学者身份,以及其深邃的史学、经学、文学思想,结合13世纪蒙古逐步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背景,和元中期朝政逐渐由对外作战转向国家内政的新时代背景,理解苏天爵带有明确主体意识的编撰行为和动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元朝名臣事略》一书的性质和价值,体认它所蕴藉的思想情感内涵。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动机。苏天爵弱冠之年于国子学学习期间萌生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意图,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早年就具备根深蒂固的汉民族文化与儒家思想认同。重史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治史能力。结合当时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体生存境遇看,苏天爵编撰此书可能还有入仕治史、师法名臣,负斯文为己任、显国家文章之盛,宣扬以儒出仕之道、助力地方教育,以史言志、寄寓汉法治国理想等诸多动机。第二章论述苏天爵选择《元朝名臣事略》传主的相关问题。苏天爵重点选取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臣,元朝一统华夏的历史进程也是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逐步建立高度联系的过程,苏天爵以“汉法”为核心选取名臣,绝大多数名臣形象直接符合传统汉儒理想,少数民族名臣也能直接或间接与汉法有所联系。传主选择反映出少数民族统治、多元文明冲击下苏天爵对汉民族文化本位传统立场的坚守。在选择汉人传主时,苏天爵或出于统一全书形式考虑,选择各方面相近的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群体入传。第三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所采用的方法。苏天爵期望将《元朝名臣事略》全书构成体系,达到“以史证经”的效果,故广泛搜集和采用各种文献材料,重视材料的真实性和写作风格的统一,尤其以北方馆阁文人传记为重。编撰全书时仿照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对文献材料进行应用编排。在处理具体的原始材料文本时,根据自身传记文体“简而有法”的审美取向等需要进行精简化删改,缩短传记篇幅体量,最终形成“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