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太清年间发生的侯景之乱,对江东社会来说是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它打破了士人们耽于逸乐的和平生活,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侯景乱后的梁陈文学在承继之前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显现出其特有的发展轨迹。侯景乱后的梁陈学术沿着梁朝前期儒学、佛学、玄学并重的格局前进,但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性特点,形成了以吴兴沈氏为中心的儒学群体;以马枢、徐陵、徐孝克等为中心的佛学群体;以周弘正为中心的玄学群体。这些学术群体注疏经典、聚众讲学、展开论辩,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佛学对诗文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梁季战乱使士人们从宫闱之中走出来,写出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抒发羁旅愁思和悲愤之情,风格沉郁苍凉,一洗绮靡之风。陈文帝以来,渐崇文学,南返和南方流寓的文士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这些文士很快融入了以帝王和显贵为中心的群体性文会活动,歌舞升平、游宴赋诗成了其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他们的群体唱和下,“赋得”之作渐渐扩大到以古人诗句为题、咏史诗等领域,这些诗作工于写景、情景交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陈叔宝文学集团更为注重群体性游宴活动,他所倡导的集体赋韵诗使得其文学群体在“群相切磋”的诗歌创作中提高了艺术技巧,其文学群体把南朝乐府的曲调与宫体诗创作相结合,对宫体诗实施了进一步“新变”,从而使得宫体诗作呈现出轻佻脂粉气息,他们的创作还显现出浓郁的山水气息和鲜明的审美追求。陈代诗人的边塞诗创作主要集中在《陇头》、《折杨柳》、《关山月》、《紫骝马》、《雨雪》等乐府旧题,这些诗作注重赋题法、咏物性,把意象描写与闺怨情思和征战之苦相结合,显现出浓郁的家国之思和慷慨悲凉之气。梁季战乱中四处流离的阴铿注重写江湖景色,并将景物描写与梁季战乱和羁旅愁思相结合,诗风质朴自然,清丽流畅。这一时期的诗歌在体式上呈现出共性特征,五言八句体式更加成熟,七言诗则呈现出群体性的创作特征,且为七言歌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诗歌在声律上承继永明声律论和齐梁以来诗歌声律的追求而显现出更为精工的格律特征,促进了诗歌近体化的进程。梁季战乱使得文风从清绮转入悲壮,情感淋漓充沛,多有悲凉之感和凄苦之情,洗却不少铅华。徐陵、沈炯等人的政治性文书继承侯景乱后的文风之变,虽为代言而颇变旧体,显现慷慨任然之气,他们还论议礼法制度,说理性极强,多长篇巨制,极尽词藻之美。陈叔宝文学群体也有文章创作的群体性倾向,他们的文风呈现出绮靡艳冶、细腻婉致、滑稽娱情等特征。侯景乱后的梁陈文体更趋骈俪,徐陵的骈文达到了此种文体的极高境界,他创作出了对偶精工、用事繁富、音律谐美、词藻华丽的骈文典范。而姚察等人的史论文散体单行,风格质朴,与当时盛行的骈俪文风迥异。侯景乱后南北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梁季战乱时由南入北的文士对北方文化制度建设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文士间的聘问往还在才辩问对、赋诗应对、评点诗文、书籍往还、学术交流、异域风情的传播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学交流。与此同时,南方清绮之文逐渐为北人所崇尚,而北方贞刚之气也渐为南方士人所接受。他们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侯景乱后的梁陈文学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时期文学在遣词造句、艺术技巧、结构篇章甚至整体风格等方面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