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从此南京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因首都为中外观瞻所系,国民党政府对它的建设与管理自然特别偏顾。利用此种机遇,南京粮食业在1927—1937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行店号数量与资本总额均有大幅的增长。在南京粮食交易体系中,粮食经销商、粮食加工商、粮食附生行业与粮食运销商等,彼此联系,共生共荣。随着粮食业的发展及供求矛盾的不断发生,南京市政当局通过登记等措施逐渐强化了对粮食业的管理,从而打破了粮食业由行业自律维系的商业运行体系。但在南京市政当局将粮食业纳入到政府公权力的控制之下的过程中,粮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而本能地调适着与政府的关系。他们或冲突,或合作,一切以利益为转移。1929年和1937年两次大规模的粮食业登记管理情形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注脚。1929—1930年的米荒是国民政府成立后遇到的首个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也是南京成为首都后,市政当局所经受的第一次重大民生问题的考验。南京市政当局为应对米荒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维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表现出南京市政当局处置粮食供应危机的能力。但中央政府禁止“遏籴”与拨款平粜之令,未得到有效实施,透露出南京市政当局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上的局限,也说明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所属机关及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在此次米荒中,粮商对政府的各项措施并非持完全积极的态度,二者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表露无遗,但总体而言,粮商尚能适时给予政府相应的合作。1927—1937年间,南京市政府曾三次筹设米市,但在此过程中,因经济、政治、军事诸因素与财政部、江苏省政府、安徽省政府等发生牵扯,其理顺过程耗时费力;其他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亦纠缠难解。中日关系紧张导致的“一二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往往在关键时刻给米市计划重大影响。加上南京特别市政府财政困难,施政能力薄弱,南京设立米市的夙愿终未能实现。其整个过程,折射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1932年和1937年,南京两次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南京市政当局为了稳定市民对于粮食供求的恐慌心理,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采取了多项措施疏导粮源、平抑米价,折射出南京市政当局应对战时粮食危机的能力。同时,通过对1937年12月沦陷前南京市政当局购粮活动的论述,及对南京粮食来源储存情况的分析,反驳了有关南京大屠杀起因于日军“缺粮”的说法。通过对解行制度改革、梢箩行纠纷与冲突、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与冲突的考察,勾勒出一个以粮食业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调解纠纷与冲突过程中,南京粮食行业的作为,表现出它在政府力量之外寻求自治的努力。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仍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凸显出国民党政府在统治的核心地带,对粮食行业的控制力之强,远远超出了一般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粮食供应危机日趋严重,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实施食粮配售政策。它从公教人员食粮配售到贫户食米配售,最后发展为市民米粮全面配售。该制度的初衷为平抑粮价,但事实上它并未真正起到抑制粮价的作用,甚至一度成为粮价上涨的助推器。抢米风潮的发生,明确地宣告了食粮配售制度的失败。而在食粮配售过程中,粮商的投机性也再次表露出来。总之,1927-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粮食问题,反映了以粮食为核心所形成的各个社会群体、政府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当时南京都市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状况,彰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施政能力之一斑,凸显了粮食政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