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确保矿产资源供应安全历来是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的政治与外交政策。在矿产资源的争夺与控制战中,资源型跨国公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方面,资源型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销售网络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资源型跨国公司的本性决定了它们必定试图通过实现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进而击垮东道国的民族工业,控制东道国的经济命脉,资源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东道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于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浮现在我们面前:如何在合理利用资源型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的同时,确保东道国矿产资源的安全,进而保障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呢?加强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是解决这一课题的唯一选择。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多种方法对政府管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跨国公司政府管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现有的成果十分缺乏对资源型跨国公司以及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问题的专门研究。同时,由于情境不同,中国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的实践经验。因此,将中国的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的实践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后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的中国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的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俄罗斯、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居世界前三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最先进的政府管制体制,俄罗斯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发展历程,现又同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以,将美国和俄罗斯选为比较对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资源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东道国政府、员工、自然环境。以金川公司、英美资源集团、雪佛龙公司为代表的资源型跨国公司,从自身长期利益和公共利益出发,在东道国特定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法律框架下,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的同时,制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各种可行方案,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为东道国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然而,资源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承担社会责任是手段,而利用垄断优势、采用跨国并购等方式实现对东道国矿业的控制,进而威胁东道国国家安全是其对外投资的目的。资源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包括:由垄断引发的对东道国经济安全的威胁,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避税行为和侵犯员工权益行为,由外部性引发的污染环境行为。因此,对资源型跨国公司进行管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讲,是克服其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的应有之义,从实践的角度讲,是防止其对东道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必然选择。由于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不同等诸多原因,中俄美三国在矿产资源现状、矿产资源基本政策、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政策的演变历程、管制立法、管制行政、准入管制等方面都呈现出各自特点,通过比较,归纳总结了各国在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实践中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并深入分析了各国在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实践中体现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中国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的动因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是保障国家安全和贯彻外交政策的基本战略,是维护或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重要举措;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是摆脱不发达市场自发渐进过程的羁绊、迅速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手段;从法学角度讲,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有助于正义的实现,是社会秩序的必需,是自由的需要,是实现效益的必需,是行使国家主权和管辖权的应有之义;从现实角度讲,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克服经济无政府主义的需要,是克服资源型跨国公司不利影响的必然选择,是弥补现有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制度性缺陷的客观要求。中国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有效管制。中国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的基本理念是由全能政府向有效政府转变、由“行政—控制型”政府向“管制—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互交融的调节机制。中国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改革的政策体系包括:健全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法制体系、建立高效独立的资源型跨国公司政府管制机构、强化进入管制、完善转移定价管制、强化劳工权益保护管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