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对于城市发展意义的日益凸显,文化逐渐由原先消费性资源转变为现代城市发展所需的、新型的、生产性资源,尤其对于“制造经济”衰退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逐渐成为改善城市负面形象、吸引社会投资、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参与日趋激烈国际竞争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正成为提升城市国际形象与竞争力、吸引国际资本与人才的重要引擎。因此,文化空间生产逐渐成为一种空间生产方式,即空间的文化性生产。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企业、商业精英、社区居民、文化艺术工作者、相关社会组织与机构等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文化空间生产。文化空间生产便在此背景下逐渐成为一种由资本、权力与地方共同参与的城市发展实践。国外学者对文化空间生产的研究较为详尽,尤其阐明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文化空间生产行为与方式。国内学者对此研究较为简单和概括,相对而言,缺少系统性研究和规范的理论解释。鉴于此,论文在第二章系统的总结和分析了资本、权力与地方参与文化空间生产的逻辑,探讨了资本、权力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尝试构建了资本、权力与地方参与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第三至第八章,以成都市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文化空间生产总体格局、过程与机制以及博物馆空间生产、商业文化区空间生产、文化艺术区空间生产、文创产业园空间生产和旅游文化区空间生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上,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生产在制度转型期具有特殊性。资本、权力与地方逻辑构成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动力,其中资本将文化空间生产视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权力将文化空间生产视为城市经营的途径,地方强调文化空间生产应保障其基本权益。然而,中西方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中西方资本、权力与地方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中存在显著差异：在西方,资本的自由性、权力的参与性与地方的自主性均较强,尤其市民社会较为发达,地方主体具有较强的自主决策权、提议权,直接或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均积极参与,对城市文化空间生产影响较大；在我国,资本的自由性相对较弱,而权力的主导性较强,地方的自主性易受权力、资本干扰而被弱化。当前,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生产存在权力主导、资本主导与地方主导三种基本模式,但实际中,常出现权力主导向资本主导转变和地方主导向资本、权力主导转变。权力与资本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中占绝对优势。(2)资本、权力与地方的关系决定着文化空间生产。成都市文化空间生产自1990s末以来快速发展,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城区向城郊扩散趋势,类型上呈现出公共文化型、商业型、文化艺术型、文化产业型和主题旅游型等并存局面,参与文化空间生产的主体由最初的政府部门逐渐向各类资本主体、地方主体扩展,文化空间生产出现建设、改造与租赁等多种方式。同时,1990s末以来亦是成都市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资本、权力与地方逻辑发生变化,三者关系不断调整,尤其在新近迅速出现的博物馆、商业文化区、文化艺术区、文创产业园和旅游文化区的空间生产中得到证实,且不同文化空间生产存在显著差异。(3)在成都市博物馆空间生产中,权力渐退,资本、地方渐入。文化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深入推进,权力逐渐从博物馆空间生产中退出,资本与地方日益参与进博物馆空间生产,成都市博物馆空间生产呈现出快速发展局面。(4)在成都市商业文化区空间生产中,权力与资本联合,地方退让。内城蕴藏的商业价值与城郊商业配套的不足迫使权力与资本联合生产,地方缺乏话语权与行动力,在商业文化空间生产中相对被动,多半妥协退让。(5)在成都市文化艺术区空间生产中,地方首入,资本、权力次入。文化艺术创作需求使地方率先参与文化艺术区空间生产,但文化艺术对城市发展意义的渐增使权力与资本介入,文化艺术区空间生产出现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分化。(6)在成都市文创产业园空间生产中,权力主导,资本参与,地方缺位。文创产业对于促使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权力由于掌握房屋建筑财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主导着文创产业园空间生产,但限于资金和管理运营水平,引入资本。地方由于缺乏直接利益诉求在生产中缺位。(7)在成都市旅游文化区空间生产中,权力、资本联合,地方退让。旅游文化区生产是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中最能有效满足权力与资本逻辑的一类生产实践,权力可实现城市开发与政绩提升,资本可实现资本增值与扩张。权力与资本的强力联合迫使地方妥协退让,失去参与生产的渠道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