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以来,有关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可谓璀璨林立。郭延礼、袁进、刘纳等众多学者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这段时期的文学生态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见解。然而,这些成果所讨论的中心城市多为上海。在浩如烟海的专著与论文中,关于近代成都文学的探索少之又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四川作为我国内陆的一个重要省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文学与文化理应受到人们更为强烈的关注。另一方面,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渐渐渗入,随着四川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达,成都逐步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环境产生更大变革,成都文学亦紧跟步伐,在时代的激荡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而《四川公报·娱闲录》作为民初广受成都公共领域欢迎的报刊,其蕴含的内容定当是丰富的,其折射的现象也应当是多重的。因此《娱闲录》便成为了探索民初成都文学的一个理想的突破口。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了在社会环境大变革之下民国初年成都地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娱闲录》的创刊条件;第二章探讨民初的成都文人怎样利用《娱闲录》这类公共舆论空间、利用“边缘型的批判模式”实现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图;第三章以民初成都都市的物理空间为构架,结合《娱闲录》的文本,讨论了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对新事物的“现代性”感知,这些现代性的体验改变了成都民众的思想认识,他们的科学观念由此得以树立、女性意识因此实现觉醒、自由恋爱的思想进一步萌生、教育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第四章借用布尔迪厄“场域”、“惯习”的理论,以《娱闲录》的文本为中心,论述了在近代历史空间的大变革中,民初成都文学各文体:小说、戏剧、散文的样态也跟着产生重大变革的景况。而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则是,各文体的文学语言由文言逐渐转向了白话;第五章是本论文的结语部分,在总结前四章观点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未尽之思,即:这篇论文的研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成都文学的本土性,那么成都文学的本土性又是什么呢?本土的成都文学又对全国的文学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一未尽之思只好留待以后解答。由前四章的探讨不难看出,民国初年的成都文学较近代以前有着明显的嬗变。无论是公共领域的形成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感知,还是各文体样态的变革。这一切,都与古典时期的成都完全不一样了。而本文的目的便在于以《四川公报·娱闲录》为考察中心,揭示出民国初年成都文学的嬗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