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

来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oshiwl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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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作为一种常见的资本运作方式和公司理财行为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股份回购不仅可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替代现金股利回报投资者,而且还可以起到向外界传递公司股价被低估以及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有信心的正面讯号以促进公司股价提升等作用。与西方一些国家的股份回购相比,我国股票回购起步较晚,历史较短且限制法律较多。因此,这也使得我国股份回购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回溯历史,我国早期的股份回购主要是用于国有股减持、配合股权分置改革以及改善国企资本结构等。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目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许多公司试图通过股份回购以达到进行市值管理、实施股权激励、降低代理成本以及稳定和提升公司股价等目的,为此股份回购在我国证券资本市场上也越来越备受重视。自2015年7月股灾以来,我国A股市场一直处于长期低迷的状态,再加上受一些利空消息(如:中美贸易摩擦、资管新规)等的影响,多家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在此情况下公司实施股份回购变得非常活跃,其主要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股份回购来刺激公司股价向其内在价值合理回归。基于对西方一些国家实施股份回购的成功经验借鉴,为了维稳市场和刺激经济发展,我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股份回购的管制。2018年颁布的股份回购新规中增加了允许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情形,简化了实施股份回购的决策程序并建立了库存股制度。市场的低位、政策的松绑以及公司认可的叠加将我国的股份回购推向高潮。自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我国上市公司回购金额累计达458.87亿元,相比于2017年的91.99亿元回购金额增长了约5倍,因此,2018年堪称为A股市场的“回购年”。美股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至今为止已经走出一轮持续十年之久的“牛市”行情,其中股份回购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与近年来美股股份回购的“顺周期性”相比,我国A股往往在市场低位时进行集中回购,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这一异象引发了本文对我国股份回购的思考,在股市低迷、股权质押风险加剧、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探究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背后真正的动因以及回购后会对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变得更加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环境,以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财务效应理论等为基础,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动因;其次,从实体经济方面研究了股份回购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投资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及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了公司再融资需求、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货币政策、股权再融资、产权性质、代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以夯实本文的逻辑链条及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再次,从股票市场效率方面研究了股份回购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最后,结合研究发现,提出加强高股权质押比例股份回购公司监管、科学合理运用股份回购这一金融工具、适时建立“库存股”制度实施长效激励机制以及构建本土化的“安全港制度”等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因具有多元性,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提升公司股价以及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是目前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主要动因。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公司越倾向于进行股份回购,其回购的动因主要是为了缓解大股东因股价下跌而面临的股权质押保证金追缴的压力及可能遭遇的平仓风险,股份回购成为公司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护身符”;公司股价被低估的程度越大,公司越倾向于进行股份回购,其动因是为了向外界传递股价被低估及对公司未来发展有信心的积极讯号,刺激公司股价的提升;公司代理成本越大,其进行股份回购的概率就越大,其动因是为了降低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第二,股份回购能够显著影响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可以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以及债务代理风险,从而有效降低了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具体而言,股份回购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其会计稳健性,使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得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又会直接影响公司债务契约的设定,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可信度就越高,不能按期还贷的违约风险就越低,相应地,债权人就会要求较低的风险溢价,进而有效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非国有企业的公司中股份回购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更为明显;排除货币政策、股权再融资的影响后,股份回购依然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第三,股份回购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股份回购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提高了其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股份回购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与此同时并没有对公司的投资不足产生影响;在股份回购影响投资效率的过程中,代理成本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股份回购降低非效率投资的效应在无再融资需求企业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中更为明显。第四,股份回购能够显著影响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股份回购能够通过提高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具体而言:股份回购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回购比例越大、回购次数越多该效应越显著;在股份回购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过程中,会计稳健性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股份回购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在股价低估严重、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多以及股权质押比例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丰富了股份回购机会主义行为动因的相关文献研究。国内现有股份回购动因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早期的国有股减持、配合股权分置改革、自由现金流假说、股权激励及股价低估等方面,很少涉及从股份回购机会主义行为这一视角探讨其动因,对此,本文在构建实证模型用于解释股份回购动因时考虑了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制度背景环境,增加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这一本土因素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情况下,为缓解其保证金追缴压力及平仓风险而进行股份回购这一机会主义行为动因,丰富了股份回购动因研究的相关文献。第二,拓展了股份回购对实体经济和股市效率两方面经济后果的研究。目前国内现有文献针对股份回购经济后果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市场效应和财务绩效方面,很少涉及股份回购对公司其他财务政策的影响研究。本文一方面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了股份回购对公司融资成本和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股票市场效率视角研究了股份回购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这为股份回购充分发挥其“市场稳定器”功能、提升股价功能以及推动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丰富了股份回购经济后果研究的文献。第三,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虽然现有关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和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但有关股份回购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的研究目前国内尚匮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股份回购起步较晚,且“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股份回购制度限制了我国股份回购的发展。本文首次运用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样本数据研究了股份回购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提供了股份回购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经验证据,并厘清了其作用机理与路径,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和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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