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七年非主流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特殊阶段的特殊文学现象，应该具有独立的研究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作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但大多是“打捞”出某篇作品进行单篇的解读，没有把这批大规模出现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现象放到历史情境中加以研究，分析这批作家作品作为一个群的“症候”。另外，从文学史角度研究的一些论断也有，但是在中国“十七年文学”整体研究范围内，因为缺乏具体的文本细读，做出的仅仅是笼统的关于作家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左右摇摆的结论，并且往往把作家摇摆的原因归于文艺政策与文学规范的约束，而没有在县体的作品中揭示与思考：作家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与政治追求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体现的以及这种矛盾在什么程度上获得了解决；解决方式蕴含着作家对此问题怎样的理解与认识，这些理解与认识是否构成了中国“十七年非主流文学”对主流话语的真正突围。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考察作家个体生命体认与政治追求之间的矛盾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以及矛盾在什么程度上获得了解决，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考察作家探寻个体生命的意义与情感的作品。包括反思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意义的作品以及书写“家务事、儿女情”这类个体性情感类作品。二是，细读在政治的夹缝中寻求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一批作品。如对压制个体思想自由的官僚主义的揭露与反思，以及借助自然或历史表达自我意图的寻求替代之作。在细读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十七年”非主流作家在处理个体的生命体认与政治追求之间的矛盾时，侧重对政治伦理的追求：比如在婚姻问题上，当个体审美情感与政治品格发生矛盾时，倾向政治品格；当个体自由与政权、体制发生矛盾时，仍以认同、皈依体制为根本。作家这种政治追求的倾向性，是否由当时政治高压下文艺政策与文学规范的约束所致?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引进苏联一些非主流文学作品进行对照分析。在参照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同样的文艺政策与文学规范约束下，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与政治追求之间的矛盾在苏联非主流作家笔下相当淡化，并且作家在对这一矛盾问题的处理上大多是“义无反顾”地倾向于前者，这就证明政治高压下文艺政策、文学规范的约束不是导致中国“十七年非主流文学”偏倚政治的决定原因。因而，本文试图从中国“十七年”非主流作家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政治伦理情结，以及在中国文学独立性传统和社会现实影响下作家自我意识的浮沉两方面问题着手，探寻中国“十七年”非主流作家政治追求倾向性的原因。至此，中国“十七年非主流文学”作为一个群的“症候”完整呈现出来：作品关注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但更倾向政治追求；作家的政治伦理情结与独立意识导致了这一特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