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自由观念在西方产生,深受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个人主义自古希腊萌芽,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经斯多亚学派、基督教的出现发展为出世的个人主义,个人享有尊严与价值。后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及自然法学派发展成熟,将个人主义世俗化,树立了个人的权利意识,确立个人享有自由、平等权利。个人主义观念影响下的离婚,重视个人发展和自我满足,个人是他或她自己的人,而不仅仅是婚姻单位的一半。形成了四项原则:（1）个人满足;（2）情感满足;（3）更多的个人选择;（4）容易退出。个人主义对西方离婚制度的影响,是确立了无过错离婚制度,默认婚姻不是永久的承诺,而是可以随意终止的。在此制度的影响下,离婚率暴涨,社会问题凸显。我国长期处于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个体不以自我为目的,要服从于家族、国家的利益要求。在传统社会中,我国是集体主义下的不自由的离婚观念。个人是否予以离婚是围绕家族利益展开讨论的,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享有权威。虽然传统社会规定了离婚方式:出妻、义绝、和离,但是囿于家族利益考量,个人是集体主义的有限个体,受到家庭与国家的制约。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变革,西方文明中的平等、自由思想传入我国,在婚姻制度上走向自由化,家庭共同体意识开始淡化。现代婚姻注重两个人的情感交流,离婚的不道德性降低,出现“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现象。现阶段,在家事审判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形成的离婚观念是融合离婚自由的家庭式婚姻平衡观。平衡观要求在尊重离婚自由的同时,兼顾家庭和睦,立法、实践中也贯彻着平衡观思想,要求一方面保障个人的离婚自由权,一方面劝导个人要重视家庭和睦。当前的平衡观兼顾离婚自由与家庭和睦,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思维观点,可能会导致既损害离婚自由,又损害家庭和睦的情况出现。现代社会对离婚有着刻板印象,认为限制离婚自由可以降低离婚率,继而实现家庭和睦与儿童利益最大化。社会学的研究显示,限制离婚自由与家庭和睦、儿童利益最大化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父母的冲突、经济独立、社会交流增加、女性意识的觉醒,造成了离婚的可能性增强。现阶段,人们认为的离婚中存在的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只是一种虚拟价值冲突。我国在离婚问题上,真正无法忍受的是集体主义思想下的家庭共同体遭到解构,因为现实中一方面不把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另一方面需要家庭发挥功能。构建我国离婚自由及其限度的模式,要挖掘我国的本土文化,重构家庭共同体的意识,对解决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国家、家庭构成个人婚姻自由权利的义务边界。总体而言,个人对自己的婚姻享有决定权,但是必须承担起对国家、家庭的责任。国家可以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选择,家庭可以提供共商共量的纠纷思考平台,个人享有“合理履行义务”的离婚自由权。最终,使个人审慎地行使权利,更好地履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