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书法史观往往以汉末为肇始,即所谓“翰墨之道兴焉”,又以魏晋二王为高峰,此后则为以笔法谱系、名家传承为中心的叙史方式。清代碑学突破了这种一贯的史观,把书法的源头追溯到文字之初的形态；而晚近以来文字书迹以及相关工具、材料的陆续出土,不仅支撑了文字学的发展,更将文字创构、演进中诸多内在因素直观的展现出来。契刻,即为此种内在因素的重要内容。对于文字起源的诸种学说(仓颉说、结绳说、图画说、八卦说、契刻说),东汉许慎作了初步的系统关联;在考古实物和文字学成果的支撑下,近来学者将之进一步系统化,指出契刻与六书中的“指事”密切关联,而“图画说”则表现为“象形”,这充分表明契刻在文字创构中的重要作用。从实物来看,契刻自身或解散或创构的特性,成为甲骨文之后文字演进的参与因素。基于此,本文又将近来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的刻画符号作了进一步考察,抛却“刻画符号”是否为“初文”的争议不论,而试图探究契刻于刻画符号结构中的作用,及契刻手段自身的演进历程。在这种二重论证的基础上,本文重点考察商代至汉代的契刻书迹,范围则包含甲骨文、金文、石刻、陶文、玺印、部分砖文、骨签等。之所以将金文纳入契刻的研究范围,一是由于从商代到汉代金文制作中包含不同契刻方式的演进而成为一个整体;更重要的则为,双刀的饰形功能为“篆引”笔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不仅对于西周大篆线性化、秩序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更是契刻参与文字演进的重要证明。因而,“单刀的解散功能”、“双刀的饰形功能”成为贯穿本文的重要线索,并以此为依据与笔法演进相结合。契刻手段的不同,据近来学者的研究,早在商代甲骨文时期,便形成了不同的契刻集团或家族,并有着严密的风格传承。如果说商代甲骨文的契刻方式已表现为高度成熟和多样风格,那么,商代金文中的契刻方式则表现为草创阶段,并部分的表现为对书写样态的依赖。可见,契刻手段的成熟往往受制于对材料和器物制作方式的把握。到西周中期,青铜材料、范铸手段一并成熟,双刀契刻促使了篆引秩序的成熟。东周篆引秩序的逐渐瓦解,便使得单刀契刻逐渐的得以解放,其解散、构型功能在战国金文尤其秦国金文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并成为文字结构上体现出“隶变”特征的重要因素。而汉代单刀刻款金文则可以认为是金文刻款成熟后的文字存在方式。而在石刻、陶文、印章诸种载体中,则同样表现为两种不同刀法的作用差异。不仅如此,契刻手段的不同还成为多种文字风格断代的重要凭证。正是依据契刻方式与风格划分,近来学者将甲骨文的历史“分期”改为依据契刻者的“分组”;而西周大篆的风格划分同样依据于因双刀饰形功能所诱发的篆引成熟。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则为单刀刻款解散、创构所表现出的草率、简约之风,其不仅是上述文字结构方面隶变的成因之一,还在某些程度上与书写中的草化相关联,当汉代砖文中出现成熟的草书时,便是草率、简约之风成熟的标志。当然,这种成熟与砖、瓦、陶的材质和制作方式仍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