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巨制,诺贝尔奖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挑选了该作品作为莫言的入门书,并将其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愤怒的葡萄》相媲美,这部作品的成功与背后的译者葛浩文息息相关。葛浩文先生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这在英译本中清晰地反应出来,这种翻译观与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不谋而合。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发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很早就受到了中内外学者的重视,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英译本的研究发现,该英译本很多的改写现象都跟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而对这方面研究的空缺无疑是一种损失。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开始考虑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对译者和翻译过程的影响。比利时学者安德鲁.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在文学系统内的改写过程。他提出了二分法,即文学系统内部因素和文学系统外部因素,文学系统内部主要是专业人士,包括评论家、专业学者等,主要能够影响主流诗学;文学系统外部因素是赞助人,包括出版商,社会团体,政党等,主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和原则的选择很重要,诗学注重的是将译本融入到特定时期的主流诗学中,赞助人对译者施加影响,使其译本能够符合目标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在改写理论中,勒菲弗尔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在本文中,意识形态主要从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阐述,其中译者意识形态会受到赞助人的影响,而译者和赞助人都会受到主流意识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一方面会操控译者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来迎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译者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译者会以尊重原语文本为原则,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忠实于原文。本文主要以改写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对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和原则的选择上都要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译者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意识形态,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