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高铁开通,中国高铁网络“开挂式”建设正式拉开帷幕。经过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高铁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对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新发展阶段的来临,我国正积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大力推进城市群建设,改变过分追求城市规模扩大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提升城市集聚经济水平,努力加强和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建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分工与合作,促进不同规模的城市共同发展。在此情况下,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突破行政边界造成的束缚,受到广泛空间范围内相关城市的共同影响。高铁网络作为一种具有典型网络特性的快速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改变沿线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和资源分配形式,削弱生产要素流动的空间壁垒,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城市规模等级上的限制越来越少,促进经济的集聚或扩散以及创新活动的形成。因此,高铁网络必然对沿线城市的集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面对新发展阶段下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利用好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不同规模城市集聚经济共同提升,是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亟待立足理论与实践加以研究。本研究创新性地以高铁的网络特性研究为切入点,构建起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集聚经济影响的研究框架,探讨由高铁网络带来的城市间相互联系变化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206个地级城市的相关经济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探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程度,并分别从区域层面、产业层面、城市属性层面探寻了影响特征,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高铁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制定依据。此外,本研究一方面基于替换指标和构造工具变量两种思路,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分别以影响机理为导向和以反事实分析为导向,实证检验了高铁网络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总体而言,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相关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整理,明确了高铁网络影响沿线城市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高铁的网络化发展既通过经济效应促进经济要素的区域配置,又通过网络效应强化了沿线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并且经济效应和网络效应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循环累积的作用下深化了城市间的社会分工、节约了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对高铁沿线城市的中间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知识溢出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引致了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形成,最终提升了沿线城市的集聚经济水平。本研究称之为高铁网络的集聚经济效应;第二,将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到高铁网络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当中。本研究运用高铁建设运营相关数据,建立了高铁运营网络模型以反映城市间基于高铁的相互联系,并基于点度、强度和介度三个网络分析指标从不同方面对城市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测度,并对这三个指标进行赋权得出“城市网络位置”指标,综合反映了嵌入高铁网络中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中国地级城市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基于高铁的城市间相互联系随着高铁网络的演化不断改变,并且区域不平衡特征明显。东、中、西三大板块之间的城市网络位置呈现逐渐递减的态势,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高铁干线沿线区域与支线沿线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第三,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网络的集聚经济效应。本研究发现,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集聚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首先,对于经济基础越好的城市,高铁网络对集聚经济的促进效果往往越好。该结论在基于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部三大板块之间的对比分析都得到了体现;其次,城市人口规模越大,高铁网络的集聚经济效应越强,反之则越弱。但当城市人口规模在50万以下时,高铁网络的集聚经济效应不再显著;最后,基于城市空间区位角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距离最近中心城市高铁通勤距离”在100-200km范围内的城市,高铁网络的集聚效应分别大于100km范围以内和200km范围以上的城市,验证了“集聚阴影”假说。另外,基于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和基于地理环境信息构建工具变量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高铁网络促进沿线城市集聚经济发展”这一结论是稳健的;第四,基于两种导向的研究,实证检验了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机制。其中,以影响机理分析为导向的研究表明,高铁网络的集聚经济效应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的住房成本承受能力,进而可以促进人口向高铁沿线城市集聚并最终促进当地集聚经济发展;以反事实分析为导向的研究表明,虽然一部分城市能够享受高铁建设运营带来的红利,但也牺牲了另一部分城市经济发展潜力。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本文主要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应该继续大力推进高铁网络的建设,促进高铁干线与支线的融合,以及高铁与其他交通运输工具的融合,为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提供条件;第二,应该着手消除城市间经济要素的流动障碍,强化城市网络体系结构,促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第三,各区域的各级政府应该具备必要的前瞻性,把握住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特征,积极应对高铁网络建设运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将集聚经济研究和高铁的网络特性研究相结合,将高铁因素重建在城市集聚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中,梳理了高铁网络基础设施与集聚经济的内在联系,丰富了理论层面对于集聚经济的认识;（2）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建立基于高铁列车信息的高铁运营网络模型,并基于中心性指标对高铁沿线城市的网络位置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描述,突出了不同城市间高铁网络运营能力的差异,使高铁经济效应的评估结果更加准确;（3）在运用计量模型评估高铁网络基础设施对沿线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时,本研究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了城市禀赋和区位条件因素对影响程度可能造成的差异,不仅使研究结论更加全面丰富,也使得结论更具有政策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