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素养教育肇始于英国,成长壮大在加拿大、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至今已走过了近80年的发展历程。本研究尝试从大众文化的视角,系统梳理、呈现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相关概念、理念、原则和价值取向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发展流变过程,以期揭示出隐藏于其后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动因。具体来说,西方媒体素养教育起源的背景是什么?其发展经历了哪些特殊时期?在各个发展时期,其价值取向又分别呈现出什么特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有哪些学科理论基础?其与大众媒体、大众文化以及社会实践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的流变在我国当前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又有哪些启示意义?等等。论文围绕这些研究问题,在结构上除了导论之外,主体部分共由五章构成,这五章按照一定的逻辑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章)论述了西方传统的基于保护主义取向的媒体素养教育。这一部分沿着大众媒体→大众文化→人们对待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态度→媒体素养教育所采取的价值取向这样的逻辑思路,力求层层递进,分别对在西方媒体素养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和“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考察、分析和评述。第一章梳理了“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本研究认为,自上世纪初以来,大众报刊、电报、电影、广播和电视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全面兴起,大大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由此引发了F.R.利维斯等“少数人”的深深忧虑和激烈批判。他们主张以“实践批判”的方法,对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进行“抵制”,以保护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的“文学文化”教育理念和“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可视为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的滥觞。“抵制”取向具有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同时又显得过于极端和狭隘。伴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态度的转向,媒体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第二章论述了“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认为,大众文化面向“大众”的理性回归和平民立场应该是“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产生的重要背景。在“流行艺术运动”中,人-媒关系不再是尖锐的抵制和对立,而是逐步走向甄别、对话、认同和欣赏,特别是对流行艺术的欣赏。“甄别”取向的提出,表明了“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对包括流行艺术在内的大众文化越来越现实和包容的态度,也反映了教育越来越民主化的趋势,可以看作是其对“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的一种修正、扩展和超越。但由于其在“甄别”的方式和内容上的局限性,使其对利维斯主义的超越并不彻底；面对电视媒体越来越广泛的冲击,其必然面临新的突破。第三章重点论述了“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研究认为,基于文本分析的大众文化的符号学解读,使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更为客观、更为中立,也使主要针对电视媒体的、被称之为“屏幕教育”的媒体素养教育运动应运而生。“屏幕教育”所秉持的“再现”取向,提倡更客观、更科学和更理性地解读、再现媒体文本,以揭密隐藏于其中的文本意义和意识形态,因此又被称之为“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为突破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桎梏,为培养积极的、主动的、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受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显示出其曾经作为主流媒体素养教育理念的重要历史意义。第二部分(第四章)论述了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的最新发展。研究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兴起和参与式文化的日益兴盛,一种以“参与”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新媒体素养教育应运而生。同时,西方各国媒体素养教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纯粹“保护主义”色彩已经渐渐暗淡了下来,以“批判意识”、“民主参与”、“赋权”和“媒体快感”为核心理念的“超越保护主义”取向逐渐成为主流。从实践层面来看,西方各国政府的支持、学校教育和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组织的有力推动及其社会需要和经济水平的发展状况、则为其各自的媒体素养教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而且,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的影响、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以及社会和实践领域的影响,西方媒体素养教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化、终身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第三部分(第五章)论述了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的流变对我国的启示。研究认为,参照西方媒体素养教育历史流变的经验和教训,并鉴于我国当前的媒体素养教育在制度层面的政治保护压力相当强大、在文化层面的精英思维倾向颇为严重、在价值层面“妖魔化”媒体倾向依然存在、在教育层面的灌输式教学尤为普遍的具体国情,我国媒体素养教育应采取一种“超越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即既要“保护”,又不能仅仅限于保护,而应“超越保护”——“赋权”。在具体实践上,媒体素养教育在我国是一项需要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无论学校、家庭、政府、媒体、民间团体以及教育科研等相关部门,还是社会公民主体自身,都应该自觉参与其中并承担各自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