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讲故事”即叙事,中央文献中的先例叙事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是中国故事的权威表达形式,其译文的建构效果涉及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以及国际形象的塑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先例叙事,即围绕某一先例现象展开的叙事性描写,由文本及社会两个层面构成。本文以中央文献俄译本中的先例叙事为研究对象,以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夫妇А.В.谢苗诺夫（А.В.Семенов）、Т.Г.谢苗诺娃（Т.Г.Семенова）主译的《习近平讲故事》俄文版与中方译者主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著述俄文版中共同出现的先例叙事为研究语料,尝试借助社会叙事理论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明确中俄两国译者在历时层面、共时层面、定量层面以及定性层面建构先例叙事的行为特征,探索中央文献先例叙事俄译的批评路径,以客观揭示不同版本叙事译文的建构效果以及不同层面叙事建构策略的使用效果,助力于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的建设。研究首先从社会叙事视角切入,分别对蒙娜·贝克（Mona Baker）社会叙事理论中的时空建构、参与者的再定位、选择性建构以及加标记建构等四大叙事建构策略进行历时层面、共时层面、定量层面以及定性层面的叙事性阐释,并下设小类分别探讨两国译者采取某一叙事建构策略或建构方法的规律性/差异性特征,对比其在叙事建构策略选择上的异同,呈现两国译者先例叙事译文建构的整体特征。对比结果显示,两国译者在中央文献先例叙事再建构的策略选择上同中有异,对于部分先例叙事译文文本的再建构,尽管两国译者所采取的建构策略相同,但在具体叙事话语的表述上仍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叙事译文的建构效果以及对外传播产生影响。针对先例叙事译文质量以及建构策略使用效果的评价问题,本研究立足于对传统翻译批评局限性的反思,提出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依托,在“求真-务实”连续统思想的指导下融合社会学、形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突破传统语言学、翻译学以文本为中心的单一评价标准,将文本内因素与文本外社会因素相结合,以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行为“合理度”为评价维度,构建适用于评价中央文献先例叙事译者行为并兼作译文质量评价的动态、多维评价模式,即中央文献先例叙事的“求真-务实-合理”评价模式,力争从作者、读者、译者的角度全方位审视叙事译文的建构效果,实现对译文质量的客观评价。为确保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本研究分别设计并实施了面向中方译评者以及目标语受众的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应用所建模式对中央文献俄译本中先例叙事在不同层面的建构效果进行了多维度的批评分析。结果显示,借助该模式中“求真度”、“务实度”、“合理度”三个批评维度能够较为科学、有效地实现对先例叙事译文建构效果的客观审视,明确有助于提升译文建构效果的叙事建构策略,为中央文献翻译实践的改进以及译文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从社会叙事视角切入,首次提出了先例叙事的概念,能够引导政治文献翻译研究者树立叙事构建意识,从主动“叙述”而非被动“转换”的角度助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工作。此外,本文首次将俄方译本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使中央文献国内外译本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可能。最后,基于问卷的客观结果,本文对所建评价模式进行了应用,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以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的建设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