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哲学家、自由主义理论家。密尔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巨大、其自由学说更是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是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的支持者,尽管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边沁的有很大不同。密尔还是议会议员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层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823年至1858年公司被废除,密尔的整个职业生涯的35年是在东印度公司的服务中度过。通常大家都知道密尔的这段漫长工作生涯,但很少有人研究他的这段经历。因为密尔在其《自传》中很少提及印度。因此,作为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伟大代表,密尔是如何调和他作为一个专制政府官员的职业与他拥护公民和政治自由各项原则的呢?换言之,他是如何调和这种自由与殖民主义或帝国关系的?他对印度的文化教育采取什么态度?本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本文第一章,笔者主要从密尔家族的印度背景入手,来展开全文的研究。因为密尔正是由于其父詹姆斯·密尔(即老密尔)的安排,才得以与印度结缘。而老密尔之所以能够与遥远的印度次大陆发生直接联系,则是因为1818年他出版了《英属印度史》一书,从而顺利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谋得一份美差。密尔十七岁进入公司工作,自此,他人生几乎大半的时光为公司效力,负责起草公司发往印度的通信及指导公函。本章,我将重点论述体现在《英属印度史》中的老密尔的印度观：停滞、野蛮、落后。正是老密尔的这些有失偏颇的极端观点使年幼的密尔对陌生的印度有了模糊的第一印象。此外,我将简要提到密尔的两个弟弟,即乔治·格罗特·密尔和詹姆斯·边沁·密尔,他们也曾为公司服务,但这两人无论在威望,还是在成就上均不及老密尔和约翰·密尔。第二章所要探讨的是帝国与自由、文明与野蛮的问题,进而论及密尔对印度民族、文化以及机构的理解。密尔一向认为印度是野蛮、半野蛮的国家,帝国的存在是为了‘监护’这些国家走向文明。密尔认为,有理性的个人和民族是文明的,反之则是不文明和野蛮的。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主义是一种合法的政府模式,结果往往证明手段的正确性,换句话说,为了印度的‘进步’对其实施专制是合理的。因此,密尔说最理想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但是,代议制并不适合印度,最适合印度的政府形式应当是一个仁慈的专制主义。他还认为,印度‘好’政府的获得必须通过外来的专制主义,即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密尔的观点是：一个更‘文明’的外来民族的专制,逐渐把落后的印度引领到更高文明的状态并进而实现自治(尽管密尔认为印度的自治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像他父亲一样,密尔认可公司的印度殖民政府,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外来种族的专制。笔者将把上述问题置于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广阔背景下来分析密尔的印度观,以便再现一个较为真实的密尔。第三章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是否应在印度引入西式高等教育的问题,公司内部出现了所谓‘东方学派’与‘英语学派’之争。前者鼓励复兴印度传统文学和语言,希望以印度语言来授课,英国应在尊重印度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渐进稳妥地推进西式教育。后者则完全无视印度文化传统,主张印度教育彻底西化,在他们看来,英语应当成为印度唯一的教学语言甚至官方用语,西方课程应当成为印度学生的唯一课程。麦考利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印度教育备忘录》促成了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1835年3月7日颁布《印度教育决议案》,公开支持‘英语学派’。密尔加入了这场印度教育的大论战,并于1836年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发往印度的教育函件,密尔继承了他父亲对‘有用学识’的关注,目的是反对麦考利的备忘录和本廷克的印度教育政策,支持‘东方学派’。不幸的是该函件被管制局主席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否决。表面上看,似乎‘英语学派’占了上风,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我将对此详细分析。另外,必须要指出的是,密尔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更多是采用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印度的教育。第四章笔者所要讨论的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在东印度公司被英国议会取消前夕,密尔代表公司准备了一个请愿书,向议会两院表达公司立场,反对企图剥夺公司在印度统治的图谋。该请愿书题为《过去三十年印度管理改进备忘录》,密尔还匿名出版了几篇公司治理原则的小册子。在请愿书中,密尔把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描绘为意图单纯和善行的完美结合体,并认为公司在印度的殖民政府是人类迄今所知,世界上改善最迅速、独一无二的政府。密尔的这些溢美之辞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不能挽救公司被废黜的命运。不过,令密尔宽慰的是,他为之抗争的大多数原则被议会颁布的印度法案所采纳。密尔拒绝了印度新管理机构为他提供的职位,领取巨额养老金退休,自此,很少在公开场合再论及印度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