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的发展,其对人们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具有渗透性,科学技术这一重要因素在科学决策过程之中的作用与地位变的更加突出。本文分析了英国专家制定决策型咨询模式、美国市场主导型科学咨询模式、德国政府控制型科学咨询模式这三种比较典型的科学咨询模式的特点,并通过公民认识论进行以下分析:这三种科学咨询模式从科学观层面而言属于逻辑实证主义,在这些咨询模式之中,政府、市场等因素并没有影响到科学自身,只影响到了科学的外在特征;从社会学意义上而言,美国具有社会公众参与的部分特征,但这种参与的程度并不是十分全面。因此,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并设想一种新的科学咨询模式,这种咨询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公众对科学决策过程的参与。接下来,本文分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型科学咨询模式(科学商店、公众参与规划工作、共识会议)与认识论意义上的众参与型科学咨询模式(协同分析、公民认识论),进而从理论的层面上承认了社会公众对科学决策会产生认识论意义上的影响。此外,科学咨询模式中的这些变化(特别是公众参与),不仅仅反映了在科学咨询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科学观和科技政策观的变化,因此,它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从哲学的层面而言,经改造的拉图尔的社会技术网络分析模型启示我们,科学咨询打破了科技与社会之间的界线、专家与公众之间的界线,在科学咨询的过程中,主体不再仅仅是决策者和科学家,普通公众、媒体等也成为了科学咨询的主体,这些群体全部参与到科技政策的整体塑造之中,对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这里的科学咨询不仅仅是由某个群体进行制定的过程,而成为了不同主体共同建构的过程。同时,它也能够让我们看到被大多数科学咨询研究者所忽视的一点:科学咨询和科技政策本身对于技术的反向塑造作用。进而,上述两点为我们重塑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科学咨询模式。此外,知识取向的科学概念被实践取向的技科学概念所替代,这表明科学不再仅仅是一种对世界的冥想,它更成为了人们改造世界、改造自身、改造社会的力量,于是,这种力量的后果便成为科学咨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因素,这就是科林格里奇困境;如果科学咨询中的科学不再是纯粹知识而成为了技科学,那么,这一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