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国家大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与国外的交流互动会越来越频繁,会有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去国外开展管理运营行为。然而,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由于对东道国制度环境不太适应,面临着较大的合法性壁垒,这对其在东道国的管理运营行为和经营绩效产生了不良影响。如何破解“外来者缺陷”这一管理实践难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深入研究了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的影响以及应对合法性约束相应的响应策略,寻求破解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水土不服的良方。本文对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市场基础观等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归纳、总结和梳理,探究了制度落差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约束以及相应的合法化策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研究了资源能力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所处的行业特征在应对合法性约束与合法化策略选择的时候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1)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维度,制度顺差越大,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身份属性”和“管理运营行为”受到的合法性约束强度越大;(2)在认知合法性维度,制度顺差越大,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身份属性”和“管理运营行为”受到的合法性约束强度越小;(3)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维度,制度逆差越大,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身份属性”受到的合法性约束强度越大,“管理运营行为”受到的合法性约束强度越小;(4)在认知合法性维度,制度逆差越大,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身份属性”和“管理运营行为”受到的合法性约束强度越大;(5)制度顺差越大,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维度,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更倾向于采取同形策略应对“身份属性”和“管理运营行为”的合法性约束;在认知合法性维度,采取操纵策略应对“身份属性”和“管理运营行为”的合法性约束;(6)制度逆差越大,在社会政治合法性维度,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更倾向于采取脱耦策略应对“管理运营行为”的合法性约束,采取同形策略应对“身份属性”的合法性约束;在认知合法性维度,采取顺从策略应对“身份属性”和“管理运营行为”的合法性约束;(7)资源能力、行业特征对制度落差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约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8)不仅如此,资源能力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合法性约束与相应的合法化策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本文的相关研究综合了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和市场基础观等多重视角,不仅仅可以丰富现有的一些理论和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识别合法性约束来源与采取相应的合法化策略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