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生态学和经济生态学。这里所谓的政治生态学和经济生态学并不是指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生态学以及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简单融合。而是说,马克思始终从特定社会的总体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从“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角度索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在阐述自然概念、农业生产、土地退化、城乡分离、科学技术资本化、人与自然关系等生态议题上,马克思从未脱离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语境,而是致力于生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阈融合。另一方面,在4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从未放弃早期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分离的理论视野,而是通过将其阐述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的方式将这一研究课题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生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产物。一旦脱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二重性、价值矛盾、价值增殖、资本循环、资本扩张、“劳资分离”、资本主义占有、社会物质变换等问题的科学阐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阶级性、批判性、革命特、科学性就会隐而不显,进而沦为一般意义上探讨人与自然认识关系的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而后者通常囿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争辩,丧失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特别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把握。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分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其政治经济学视阈中是有具体所指的,而不是表面的、浪漫主义的解释。这个具体所指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西方主流环境主义、深生态学和生态浪漫主义等绿色思潮的差异性所在。在对自然概念的厘定中,马克思没有陷入“自在自然”的抽象性中,而是从“人化自然”的角度将其理解为土地、商品、机器等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惯常意象,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置换为人与土地、商品、机器的关系,使“人与自然”这一哲学命题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人的经济活动中索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的存在样态。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析中,马克思没有陷于对二者认识、审美、伦理等理论关系的“副本”的考察,而是直接从实践关系这一“原本”索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认识关系,而是实践关系。并且,马克思不仅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理解为实践关系,更是从人类的一般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双重占有、价值规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塑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种实践关系作了具象化说明。人对自然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是“生产劳动”,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内表征为“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异化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内就表征为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即劳动的异化。此外,与生态伦理学将生态危机归咎于科学技术、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理念、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启蒙精神等观点不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特别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中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经济动因,从根本上透析了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即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冲动导致了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们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进而造成了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海洋酸化、氮磷循环的破坏、地表覆盖物的消失、淡水供应的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生态灾难。而这种增殖和扩张冲动正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直接元凶,也是使财富的两个来源——劳动和自然身陷异化的罪魁祸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入手,提出了实现人对自然的联合生产,弥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扬弃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等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策略。这与企图通过反对“物种主义”和提倡“生物圈平等主义”等纯粹的伦理说教和价值批判来消除生态危机的作法截然不同。总言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生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融合,这种视阈融合是马克思生态学透析自然概念、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危机、生态策略的独特视角。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本真向度的关键。只有深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批判视阈中,我们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置换为生产关系,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价值法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体会到马克思生态学所提供的扬弃私有制的生态策略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