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中国历史经历了重要的转向，特别是以鸦片战争为主的外部因素的冲击，对士人群体的影响更是巨大。与政治环境的激烈相呼应的是以今文学派为主的经世思潮的兴起。如果将今文学派放在乾嘉以来学术的发展历程中看，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众多可能结局中的一个，在当时的士人思想中，有远比今文学派更为激烈的思潮，而且那些思潮在乾嘉之前绝对作为“异端”来对待，比如荀子重回圣人门徒的思想。这种思潮的产生是以考据学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发展的结果，与此相伴随的是在嘉庆、道光年间，士人群体所发生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士人群体对士人身份的认可标准发生了分裂，集中的表现是以“入幕”、“写书”等原本被士人视为末端的行为，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被越来越多的士人所接受。期待流芳百世的心态，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冲动，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一心只为“代圣贤立言”。这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士人如何看待“入幕”所导致的对士人身份的放弃?如何看待荀子等原本被视为异端的学说取得合法的地位?如何面对学术专业化带来的学术与信仰的矛盾等等。 本文选取刘宝楠、刘恭冕父子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父子二人的学术思想与当时士人心态之间的关系，力求在士人的矛盾心态中，梳理出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在通往学术独立与学者独立的道路上，刘氏父子没有走的更远，但刘氏父子所做的，正是考据学影响下大多数士人所能做到的极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这群传统士人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他们所做的改变或许是出于内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