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年代初,新人文主义就已经带着一副东方式的面具,被学衡派引进到了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学衡派的保守主义倾向虽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独树一帜,但却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存在。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重新”解读,虽然和学衡派在立场和面貌上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却也在更深层次上参与描绘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斑驳图景。本文拟对鲁迅与学衡派及梁实秋之间的论战进行深入地探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以及二者之间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进行论述。尤其重要的是深入分析鲁迅为何要与学衡派及梁实秋展开论战,他与梁实秋、学衡派为代表的中国新人文主义者之间有哪些契合点与不同之处。同时引入梁实秋与学衡派对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吸收和扬弃作为参照,以期在更高层次上指出这一备受众人关注的论战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有何更为深刻的启示与现实意义。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以从古希腊人文主义到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为基点,深入探讨“人文主义”的内涵、以文艺复兴为主要特征的人文主义、白璧德与新人文主义以及新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第二、通过对鲁迅与学衡派及梁实秋展开论战的过程探究,形成与学衡派及梁实秋不同人生价值观的清晰展现。第三、着眼于当前文化建设的实际,在分析鲁迅与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者之间相生相克的文化渊源的基础上,探讨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