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元代以前,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邑,自元代开会通河以来,经济开始有所发展,明代重新疏浚大运河并迁都北京以后,临清由于扼守漕粮进京的咽喉要道,在当时较为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名动四海的大型商业都会。临清发展繁荣的原因,除却靠近京杭运河这个因素,还跟国家政策,当时的社会总体经济形势,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有关。国家政策方面,永乐迁都,让临清居于京师与江南产粮地中间的位置,成为两地交流联系的必经要地;海禁政策,抑制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内陆贸易尤其是沿运河的贸易得以畸形繁荣;漕运政策中的一些具体规定,比如允许运丁沿途捎带贩卖一定量的私货,对运河经济的繁荣是一个重要刺激;对工商业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让长途贩运走向公开化,极大地减少了区域经济交流的障碍;清政府的力行“仁政”,在清代前期较好地实践了“藏富于民”的儒家政治理念,为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国家总体经济形势方面,物资生产的区域化,各个地区分工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在极大提高了物资生产规模以及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让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成为必要;在长期大规模的跨区域物资交流过程中,一些城镇因为各种原因逐渐成为四方商品交换的聚集地,临清因其地理位置和京杭运河赋予的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成为南至江浙,北达塞外,东及沿海,西到陕甘这一广阔区域内的商品交换中心。文化风俗方面,长期浸淫于工商致富的社会理念中,临清人不似山东其他地区的人那样力耕织,务功名,而是热衷于经商逐利。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通过率极低,绝大部分读书人皓首穷经一辈子,最后碌碌而终,而这些读书人又多为本地精英,因此科举制度对某些地区而言,可以说是“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投资,临清人弃科举而力工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本地人力的虚耗,又避免了本地精英因科举入仕而外流。明朝末年腐败的吏治,频仍的战乱,一度让临清走向衰落。清朝建立后,上述有利临清发展的加权因素并未消失,临清很快从衰落中恢复过来,多次路经临清的乾隆皇帝用“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1)来称赞临清的繁荣富庶。乾隆末期以后,由于人口暴增,加之清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王伦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宋景诗起义等多次农民暴动对临清造成了严重冲击,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北伐,“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2),把锦绣临清几乎变成一片瓦砾,使其“百年间元气不复”(3);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财政逐年吃紧,对京杭运河的修治心有余而力不足,京杭运河的通航条件越来越差,终至不可收拾,临清由京杭运河带来的地利因素慢慢丧失;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也正在进行变革,火车、轮船的轰鸣声开始响彻中华大地,铁运、海航逐渐成为人们出行和运输货物的首选,铁路沿线和沿海港口城市迅速崛起,被排挤在近代交通运输工具运行范围之外的临清却只能日渐没落。另外,临清的商业模式有着致命缺陷,严重依赖外籍商人,导致外籍商人因临清区位条件的下降而撤资时,支撑临清经济运行的基础竟然一下子就被掏空;转运贸易的高度发达,恰恰说明本地制造业基础的薄弱,临清优越的交通条件一丧失,转运贸易即难以为继,薄弱的本地制造业根本不能延缓临清衰落的速度;临清的经济腹地狭窄,且与临清的经济联系较少,又被周边的德州、东昌府、济南等大城市分割抢占,难以对临清城市经济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最后,临清的行政身份较低,最高时仅为一直隶州,辖县最多时仅3个,这使其不能像临近的东昌府那样,用行政手段管控其属下多个县区的经济资源,确保其本身不至于过度凋敝。于是,在上述多个原因的综合影响下,曾经千里大运河上最耀眼的明珠,曾经商贾云集,繁华锦绣的大都会临清,终于在古老帝国蹒跚迈入近代化的前夜,走向暂时的沉沦。临清的发展有其经验,临清的衰落有其教训,我们应从临清的兴衰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争取早日实现临清的振兴,建设更加美丽繁荣的新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