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是指行政力量在社区组织运作上起主导作用的治理模式,是众多社区治理模式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具有单中心、家长主义的特点。文章试图解答这一问题:如果制度环境对社区治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大量形成市场经济主导型社区治理或者社会自治型社区治理,而仍然在许多城市采用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文章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结合个案研究方法,讨论了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的历史逻辑、组织结构和制度逻辑,以回答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同时文章也指出了行政主导型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向法治主导型社区治理转变的路径方法。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的历史逻辑,揭示出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对单位-街居制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后,街居制转型成社区制,而单位制的各个部分分散成社区的治理资源。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呈现出后单位-街居制的特点:集中型的社区组织表现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党组织的合二为一,延续了党政一体的基层治理特点;行政型的社区工作者延续着向上负责的行动逻辑,并存在自治性和行政性的身份冲突;网格化管理虽然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但其本质仍然是按照“责任到人”方式进行行政归责的传统治理手段。文章第二部分展示了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关系,以回答行政机关为什么能控制社区组织。行政机关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关系中都具有控制社区组织的组织能力。在正式结构关系中,居民委员会在法律文本上虽然是自治组织的身份,但将法律的相关规定加总之后,我们发现居民委员会承担着许多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在法律层面上拥有控制社区组织的合法性权力。在非正式结构关系中,社区组织处在行政机关、社区组织和居民三方博弈的场域之中。由于行政机关拥有控制社区项目资源的分配能力,以及引领社区党建的价值治理能力,因此行政机关在这一场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在事实层面控制社区组织的组织能力。文章第三部分描述了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此部分说明了行政机关为什么要介入到社区治理当中。第一,行政主导型社区是行政机关追求经济绩效和治理绩效的产物。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目标从经济绩效转向治理绩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得到延续和巩固。在追求经济绩效期间,地方政府力图保证基层秩序的问题。而当前地方政府开始追求治理绩效,此时的社区成为展示官员治理成果的重要载体。第二,行政主导型社区是行政机关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产物。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数十年前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问题。从中国政府在社区治理层面上的治理效果来看,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正从强专断性权力-弱基层渗透权力向弱专断性权力-强基层渗透性权力转变。第三,行政主导型社区是行政机关应对风险社会的产物。面对风险,如新冠疫情,完全的居民自治将导致集体不理性,行政力量不得不发挥主导作用。而风险也为行政力量创造了一个“例外状态”的空间,使得行政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合法性。文章第四部分讨论了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向法治主导型社区治理转变的路径方法。在行政主导型社区中,社区治理常常面临着治理碎片化、情感建设失能和面对数字社会不耐受等问题。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制度背景下,行政主导型社区治理向法治主导型社区治理转变是一个自然趋势。这一转型过程的实质是制度化的过程,即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应从立法体系的完善、多元主体的参与、法治观念的传播三个方面入手。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促进行政权力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规范行使,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赋权使能,破解行政主导型社区中的治理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