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书画热现象是20世纪中后期通渭乡土艺术文化变迁的结果,其实质是书画艺术文化在通渭乡土社会的再生产,主要表现为通渭乡土社会对书画这种主流艺术的集体推崇,通渭美术界更是情有独钟地致力于传统书画艺术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乡土民间艺术的实践在这里相对较弱,而其它主流艺术在这里则几乎根本没有市场。在历史上,中国书画的主体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在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的主体则是专业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专业的文人书画家。因此,在通渭书画热现象的背后,通渭众多出身农民和在户籍制度意义上至今仍然是农民的书画家们常常面临着关于他们艺术作品中的风格、特征、表现内容等与他们的农民身份和农村生活、文化“不相符”的诘难与困惑,通渭绘画艺术发展的方向也由此而成为一个“悬而难决”,并困扰着当地书画家们的问题。从传统书画艺术主体的精英属性以及精英艺术与教育之间关系可以推断,通渭书画热现象的形成与教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困扰通渭书画家们的艺术发展方向问题也可能需要从教育问题中去寻求答案。本研究立足“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黄宗智(Philip C.C.Huang)关于表达性结构和客观性结构之间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互背离的这一基本观点,还原了主导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进而还原了主导文化在乡土社会再生产的几种可能结果,即乡土社会对于主导文化可能会被动接受,也可能会拒绝,还可能会主动接纳乃至内化。在此前提下,教育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并非刻意协助主导文化进行霸权性再生产,而是打破主导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的界限,促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基于这种方法论立场,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努力从通渭书画艺术实践主体视角探索了通渭书画热这一独特的艺术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社会成因和通渭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问题,进而深入探索了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教育的问题。根据研究所得资料和基本推断,本研究将形成通渭书画热的社会成因分为教育因素和非教育因素两大类。教育因素包括读书文化、学院文化和专业艺术家的指导三个方面。第一,读书文化的二次表达在向通渭乡土社会传递了传统书画的“纯粹”艺术属性的同时,也传递了它作为文人艺术的传统精英艺术属性,由此形塑了通渭人崇尚传统书画艺术的审美意识。第二,在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下,学院文化通过招生、培养和分配等途径,在向通渭乡土社会传递了传统书画的艺术属性的同时,也传递了它作为专业文人画的当代精英艺术属性,由此形塑了通渭书画从业者的专业化意识。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几位被时代和命运共同推至通渭工作和生活的专业艺术家,作为当代学院文化的代表人,以书画艺术实践者和教育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在“文革”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以准学院教育模式,为广大的通渭美术爱好者们提供了素描、色彩等专业造型基础训练;同时,他们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为通渭美术爱好者们学习传统中国书画艺术提供了精心的和专业性的指导。非教育因素比较多,根据各因素所起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激励性因素,包括通渭官方和家庭在通渭书画爱好者的艺术实践中所给予的鼎力支持。第二类是强化性因素,包括信息、市场、民宅特征等。具体而言,闭塞而落后的信息环境在限制了其它主流艺术进入通渭的同时,强化了通渭人对传统书画艺术的认同;具有通渭特征的艺术市场也限制了其它主流艺术的传递而强化了传统书画艺术在通渭的发展;通渭民宅中,只有一面墙开有两扇窗户,而其它三面墙高、阔而无窗,这种建筑特征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提供了一种展示空间,因而也被通渭人视为他们热爱书画艺术作品的一个原因。第三类是其它一些启蒙性因素,主要包括小人书和中小学课本插图。通渭各方面文化设施和条件都十分落后,书画爱好者们小时候除了在自己和邻里家中看到的书画艺术作品之外,小人书、中小学课本插图也是他们较为常见和可以描摹、学习的绘画艺术形式,因而也是他们艺术之路上的“启蒙老师”。在通渭书画热的形成中,教育和非教育两类因素作用的性质、强度、特征等都完全不同。从性质上看,教育因素所起的是关键性的建构作用,而非教育因素所起的则是辅助性的激励、强化和启蒙作用:从强度上看,教育因素的影响强度远远超过非教育因素;而在作用特征上看,教育因素中的读书文化、学院文化和专业艺术家的作用之间历史地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而各种非教育因素的作用之间是彼此孤立而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些分析进一步说明,由于教育因素对于书画艺术的二次表达与通渭乡土社会的客观需求之间达成了较高的一致性,才使得通渭乡土社会不但欣然接受了来自主流的传统书画艺术,而且将其内化为“我文化”中的主导艺术。因此说,是教育主导了通渭乡土艺术文化的变迁,教育是形成通渭书画热的关键性因素。问题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几位专业艺术家相继离开通渭或去逝,虽然他们当年艺术教育活动影响的“余波”还在发生着作用,书画热尚在持续。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在这些专业艺术家开创的事业基础上,帮助通渭书画家们反思现状,走出他们艺术表达中缺乏乡土气息和艺术个性的困境而获取新生。通过对教育的表达与实践之间一致性水平的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本研究认为,从整体上看,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艺术教育——主要是高等艺术教育的表达与实践之间一致性水平较低,在教师聘用、课程设置、招生等方面实践中对乡土艺术文化设下种种制度性排除机制。这些制度性排除机制在整个艺术领域具有晕轮效应,从而极大地限制着乡土艺术的发展。由于引导通渭乡土艺术文化变迁的是教育,而造成当地艺术家们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也是教育。因此,要使乡土艺术真正走出困境,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高等教育关于乡土艺术的理论表达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水平。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改革高等艺术教育,改善乡土/民间艺术在高等艺术教育实践中的地位。从高等艺术教育内部,改变教师聘用制度、课程结构和招生制度中对乡土艺术设下的排除机制;从高等艺术教育外部,通过联合办学、开发援助性项目,甚至在农村地区开办艺术院校等方式,建立和加强高等艺术教育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联系。在此前提下,才能在实践和实质性意义上提高乡土社会对于地方艺术文化的认同水平,将学院文化中的诸多理论思想和其它优势资源带进通渭这样的乡土社会,引导乡土艺术家们对于当地艺术发展现状进行理论性和批判性反思,发掘他们所拥有的自然和文化艺术资源,走出某某风格、某某特征的桎梏,走向表现生活、表达情感的艺术之路,进而促进整个乡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