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经济“审美化”现象的出现,推动着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崛起。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文化贸易开始迅猛发展。然而,文化产品的供给和贸易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单向流动方式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威胁进口国的文化认同,许多国家强烈要求对文化贸易实行“文化例外”。为维护本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确立自己在世界的文化主体地位,必须充分利用对外文化贸易手段,在“引进来”的同时努力实现文化产品“走出去”。无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是文化产业规模的迅速发展,都要求文化贸易实现较快发展。在这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化全球化、需求偏好相似、文化折扣等相关理论,采用计量回归模型、CMSA模型以及各种指标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章和第八章构成本文的绪论和结论,对全文研究内容起到归纳和总结。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是本文的研究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对国际文化贸易环境和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化进行初步分析。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竞争力三个维度详细探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全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由于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贸易保护成为当前国际文化贸易的主旋律。WTO多边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文化例外”和UNESCO提出的保护文化多样性,都为各国实施文化贸易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各国普遍采取包括关税、数量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对视频征税、补贴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文化贸易壁垒。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文化贸易壁垒程度普遍高于欠发达国家,非英语国家的文化贸易壁垒程度要高于英语国家。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的居民越倾向于支持文化贸易开放,而贸易保护政策越严格国家的居民越倾向于支持文化贸易保护。第二,自2002年以来,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良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总体呈顺差态势。但是,产品结构过于集中在新媒体和视觉艺术产品上,视听产品和表演艺术产品出口比例非常低。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占文化产品总出口的73.76%,而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仅为26.24%,美国是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最主要目的国。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集约边际的贡献度达93.66%,扩展边际的贡献度只有6.34%,因而出口集中度下降最主要驱动因素是少数比较大的贸易伙伴国进口数量下降,而不是出口对象更加多样性。第三,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中国文化产业规模、两国间的文化距离以及进口国经济规模、全球化水平和技术基础设施。文化距离虽然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进口国经济规模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分行业看,中国文化产业规模对出版物和新媒体出口影响大于视觉艺术产品和工艺品,而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种产品出口影响基本相同。中国人口规模对新媒体、出版物和工艺品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对视觉艺术产品出口影响相对较小。文化距离对工艺品、新媒体和出版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视觉艺术出口影响不显著。互联网普及率对出版物和视觉艺术的出口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对两者的影响效应相反。第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动的微观因素主要来自竞争力效应、产品结构效应和地理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对出口市场份额的平均贡献为-1.5%,而结构效应对出口市场份额的贡献是7.8%。因此,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份额总体变化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带来的,并且地理结构效应是结构效应对总效应产生正向贡献的主要因素,产品结构效应对结构效应的贡献为负。比较中国和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产品出口变化成因发现,中国和韩国文化产品出口总体市场份额在不断增加,日本和印度的总体市场份额在不断下降,竞争力效应是韩国、日本和印度文化产品市场份额演变的主导因素,但不是中国出口市场份额演变的主要因素。第五,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与主要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激烈程度普遍要低于相似度最高的国家。美国、日本和印度是中国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日本和中国香港是中国文化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虽然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比较优势依然较弱。在出口的文化产品中,工艺品、新媒体和视觉艺术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出版物、表演艺术和视听产品等核心文化产品比较优势不显著,尤其是视听产品;并且工艺品、新媒体、出版物、视觉艺术品的比较优势都在下降,只有视听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上升。